|
王蒙小說的文化精神別論
王蒙小說的文化精神別論摘要:當文壇極力推崇王蒙小說所表述的那種忠誠的精神、豁達的人生態(tài)度時,本文力圖從另一角度透視王蒙小說別樣的精神內(nèi)涵:小說以“王蒙式的忠誠”傳承著儒家至道—不慍不怒,無怨無悔,苦中作樂,忠貞不二。他的對荒謬、災難的命運的默認,妥協(xié)無疑是對人的精神的扭曲,是傳統(tǒng)文化的社會心理積淀,是歷史在種族記憶中的投影。形成了一種“忠恕”到沉重而酸澀的文化精神。
關鍵詞:王蒙 小說 精神內(nèi)涵
中圖分類號:Ｉ206.7
文學史給我們這樣一個啟示:小說的意義在于它的意向———文化精神。王蒙小說所表現(xiàn)的文化精神對我們來說是何等熟悉!它再現(xiàn)了一個存在過的歷史形態(tài),表現(xiàn)出特定時代的生活意蘊和社會人性內(nèi)容。如果說劉心武的《班主任》呼喚“救救孩子”,那么王蒙小說是全方位的呼救:救救右派,救救干部,救救知識分子、救救國家。他的小說推動了新時期黨的文化思想建設,是反思文學的先聲。同時,王蒙小說的文化精神對我們來說又是何等陌生!它以鮮明的時代感———反思社會弊端,呼喚人性、人情的回歸,追求改革時代的意識流,掩飾著深層心理:對同一塊土地的理解而產(chǎn)生的“默契”。作家深信“存在就是合理的”,既然這是合理的存在,即使不可理喻也要深入理解,以達到心靈的溝通,展示作家內(nèi)心深處的“雍容大度”和“王蒙式的忠誠”。然而這一切令人心存困惑、油然而升一種負重感;沉重、酸澀的忠恕、無奈、沉淪的達觀,由此構成了王蒙小說別樣的精神!
一
王蒙小說的文化精神表現(xiàn)在“王蒙式的忠恕之道上”。這種忠恕就是無論遭受怎樣的災難毫無個人恩怨,歷盡滄桑九死而不悔。作為政治品格是無可挑剔的。作為文化精神,它只是千年不變的思想至道的綿延:忠貞不二。傳承著古老的道理:四海之內(nèi)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由此王蒙小說的主人公無論現(xiàn)實與理想的矛盾如何尖銳,面對理想樂園失落內(nèi)心如何痛苦和失望,卻仍虔誠不已:“很有可能我們的愛中包含著癡呆,我們的忠誠也有麻木,我們的信任過于天真,我們的追求不切實際,我們的熱情帶有虛惘,我們的崇敬埋下了被愚棄的種子,然而我們還有信任、忠誠、愛戴和熱情”。(《布禮》鐘亦誠)即便面對整他的人的賠禮,鐘亦真誠地說:“這是歷史造成的,不是哪個人的責任。如果當時我是書記,也會這樣做,甚至有過之而無不及”(同上)。我們相信這難二十年后迫不急待的表白,縱然粉身碎骨也在之如怡。完全符合儒家忠恕之道,苦中作樂,在夾縫中求得生存。人總是力求理性地把握生活規(guī)律,既使面對偶然性的事件亦如此。理智地模仿祖宗、模仿前人是我們固有的傳統(tǒng),作家也毫不例外地走著這條路。因為作為個人,他可以有自己的意志、目的,但作為藝術家,“他是更高意義上的人,一個集體的人,一個具有人類無意識心理并使之具體化的人,所以有時候藝術家必須舍棄個人的幸福和一般人生活中不可缺少的東西”,①去表達歷史在種族記憶中的投影。
王蒙小說則表達了這種投影。他的苦中作樂與忠恕之道因果相依,酸澀沉重地包含著對人的精神的扭曲,無疑帶有一種悲劇意識。不啻把痛苦作為以毒攻毒的藥物,以使我們習慣于生活強加給我們的更大苦痛。所以扶這種跌倒了爬起來向后看的人起來,手也真酸、心也真酸。盡管如此,我們也由衷地感受到小說主人公們的氣派———最終默從命運的悲壯精神。
二
人人皆說王蒙小說表現(xiàn)了一種宏大的氣度———對歷史謬誤的寬容大度。
其實這種寬容是人類精神世界對社會和人自身的缺欠、過失、罪過的妥協(xié)、諒解,是對不合理現(xiàn)狀的“合理性”承認。對王蒙來說:故國八千里,風云三十年,該哭的哭夠了,該恨的恨過了,我懂得了存在就是合理的,懂得了要講廢厄潑賴、講寬容”。②但在讀者看來這寬容無異于是對作家忠誠的諷刺。若保持忠貞,應直面人生、以“直道事人”,為真理大義舍身而搏,如張志新、魯迅那樣。這才叫九死而不悔,才是以天下為己任的知識分子的傳統(tǒng)。王蒙雖干預生活卻不再介入,以“避人不避世”的態(tài)度對待世事人生。這是藏鋒、守拙,是無可奈何理解與包涵,是冷漠排斥的審視和溝通,表現(xiàn)了作家在對人生的敏感和感嘆中自我的喪失。
鄭板橋說:“聰明難,糊涂難,由聰明轉糊涂尤難,難得糊涂!”王蒙的寬容是難得糊涂的具體體現(xiàn)。聰明是清醒,“糊涂”是睿智,中間包含的是警覺。作為王蒙剛從生活的底層走出來,身上還帶著歷史的創(chuàng)痛。往事如煙,從未有散。盡管對社會生活的弊端有極強的敏感力,但人總是要長大的,要成熟的,“四十六歲的作者比二十一歲的作者復雜得多了”③。他不再感情用事,不再憑直覺評判是非。因為那樣是幼稚的、天真的�！爱斠粋�人用幼稚天真評價處理嚴峻的現(xiàn)實問題時,幼稚天真就是罪過”。④作家主體意識中的情感因素讓位于理智并逐漸完善。從早年的《組織部新來的年青人》到復出后的《雜色》、《蝴蝶》可以看出這一特色。講實際,講理智就不要求宇宙完美無缺,既然我們承認我們稱之為反常和病態(tài)的缺陷是不可避免的,承認現(xiàn)實中存在著古難全的圓缺交替,為什么不為之尋找其“合理的”因素呢?于是在“存在就是合理的”哲學觀下王蒙表明了自己的態(tài)度:對缺欠、謬誤的“合理性”的承認。于是就有了倪吾誠“求生不得,求死不能的”兩難人生;有了鐘亦誠平反后的慷慨陳辭:“二十年的時光沒有白費,二十年的學費沒有白交,當我們再次向黨的戰(zhàn)士致以布爾什維克的敬禮時,我們已不是孩子了,我們已深沉得多,老練得多了。我們懂得憂患、艱難,更懂得戰(zhàn)勝憂患艱難的喜悅”。⑤有了曹千里的大徹大悟:“那么鞭打一次它就會遲鈍吧!皮鞭乘上歲月,總有一天棗紅馬也會象這匹雜色的老馬一樣蕭蕭然、噩噩然,吉兇不避,寵辱不驚�！雹�
對謬誤的承認與妥協(xié)源于清醒的自我感覺。是高明的混世方法。這之中有痛苦,也夾雜著一絲畏懼———惡夢醒來后怕失去自由人文化地位的畏懼。畢竟二十年的屈辱歲月給人的教識甚深,使作家們極力調(diào)整自己的意識觀,把自己變成一塊鵝卵石,雖圓滑些,畢竟不失之為石。即要以個體命運為載體,反映特定的時代生活,又不表現(xiàn)個體的自主意識。人對命運的變幻屈從了,自主意識弱化了,甚至是喪失了。
三
人們皆知生活是復雜的,卻很少明白一個一直做著的道理:生活是一種耗散結構,是在與外界的不斷交換中形成的平衡態(tài),從無序到有序。不過它的完成是以平衡支點的位移為基礎,即人對命運的特定邏輯的屈從和默認。王蒙認識到了這一點,盡可能地縮小自己,完善自身,隨著時勢的大道理無情地嘲弄自己,以求得再度成為奔騰江河中的一朵浪花。所以安于現(xiàn)狀、寵辱皆忘、達觀待世。但這種達觀是以無盡的屈從,逃遁、自我解嘲式的幽默為特征,是一種沉淪中的超脫。
從某種意義上說逃遁是心理的厭倦和向后一步的溯本求源,為精神落難者找一個安定家園。所以才有《雜色》中的曹千里對那些充滿政治色彩的荒謬批判的承認:“為了以音樂為途徑出人頭地,降級考入音專附中……雖無反革命行動,但不排除深入清理階級隊伍中確證其為叛徒的可能性”。荒謬的評斷都得到真誠的認可:曹千里非常歉疚,認為自己就是寄生蟲,是反動分子。反思之后他頓悟到:“去他的吧音樂!滾他的蛋吧,貝多芬和柴可夫斯基!”于是他開始接受與世無爭的哲學以克服自己的向上爬的名利思想。曹千里的平衡點發(fā)生了位移!存在的歷史性決定了理解的歷史性,決定了曹千里形而上學的逃遁和對命運的不合理不公平的默認是必然的,是無可選擇的。否定、否定、再否定!沉淪、沉淪、再沉淪!
王蒙小說不僅以逃遁,自我挖苦、自我解嘲來求得生活對落難者的諒解,賦予落難者一席安身之地,而且找到了一把解脫的鑰匙———幽默。幽默是極好的超脫品,它屬于成人的智慧有極強的穿透力,甚至可以作為維護生命的要素。如《買買提處長軼事》中的買買提面對造反派讓他交待罪行時說:“我覺得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是我發(fā)動的,并準備發(fā)動第三次�！边@種可笑的擴大化的認罪態(tài)度達到了幽默的極致,無疑是一種擾波,將一場嚴肅的批判化為一種笑料,形成對無中生有的批判和荒謬論斷的“反動”。即便是批判者也無可奈何。表現(xiàn)出落難者們扭曲的達觀和運用幽默的魅力:“愿望是如何利用目前的一種場合,按照過去的方式設計將來的圖畫�！雹呷绻f神話是文學的源頭之一,是文學構成的
因素,那么文學則是位移神話。不同的是“古代神話充滿了動人的真誠,現(xiàn)代神話分明是冷嘲熱諷,在荒謬的面具下更多的不是想象而是理智,是對人世的失望、苦悶和悲哀。”⑧王蒙小說深深體驗著這一點,以正劇表現(xiàn)人生的悲喜劇,以變形的現(xiàn)代神話闡釋了悲劇精神———一種酸澀,沉重的忠恕精神。
說到此我的話該結束了。不過我還想說:一切理解都是相對的,正象人類不可能窮盡真理一樣,文學批評也永遠不能一勞永逸地找出作家的本意,就以此作為本文的結語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