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怎樣看待王夫之對古代作家的批評
怎樣看待王夫之對古代作家的批評 最近，學術界對于王夫之關于古典詩文大家的嚴格批評有所關注。如船山將貼近歷史、同情人民的杜詩譏為“愁貧怯死”；把元、白寫愛情的詩歌斥為“迨元白起，而后將身化作妖冶女子，備述衾綢中丑態(tài)”；把白居易寫歌行的才能貶低為“如決池水，旋踵而涸”；對題材和風格多樣的蘇軾詩文說成為“萎花敗葉，隨流而漾”（均見《明詩評選·評劉基〈感春〉》及《姜齋詩話》等）；對曹植、陶淵明、陳子昂、王昌齡、李白、孟郊、韓愈、曹鄴、陸游等數(shù)十位作家，也多所指謫。這與我們的文學史常識大相徑庭，不免使人困惑。 一、文化整合，苛求難免 我國傳統(tǒng)文化在歷史上有過各式各樣的整合如孔子之刀筆，漢人之罷黜百家，各代正史“文苑傳”等中的褒貶，《四庫全書》之以“偏”概“全”，王船山之嚴格批評，等等。歷史上，我們的文化經(jīng)過歷次體系的、載體的、代表人物身價的種種整合，包括正面和負面的、在朝在野的、強權式或內省式的。體系的：如孔子的刪定《詩三百》（姑從舊說）、乾隆朝的纂修《四庫全書》等。身價的（也涉及體系）：如鐘嶸《詩品》對作家作品的品評、《文心雕龍》的精細梳理。載體的：如《四庫全書》對典籍的收存或排斥不錄（如《清代禁書總目》、《違礙書目》等所反映的）。
其中“強權”式的，是體現(xiàn)在朝者意志的行為，如《永樂大典》、《四庫全書》的纂修�！皟仁 笔降�，是在野的、無權的，然而相對“自由”的個人行為，如李贄的《藏書》、《焚書》和王夫之的《詩廣傳》、《古詩評選》、《姜齋詩話》等，可以無顧忌地進行褒貶、批判（雖然又是不自由的，因為會成為禁書，所以李贄預見式地以《焚書》命名，王夫之的著作在《四庫》中也僅收幾種）。說是“內省”，但卻是他們傾注全部心力，具有歷史使命感的對華夏文化—文學所作的全面審視。
所以，應把船山對文人的嚴格批評，放置在歷次文化整合的背景和語境中加以看待。 二、船山的嚴格批評，建立在前人基礎上 船山對于古典詩文的苛求，誠然使我們困惑，但船山的行為也不是“空前”的。古代文人由于流派、師承、觀點的不同，文人之間評頭品足，甚至挑毛病，對文學的發(fā)展也有好處。
以杜甫而論，唐代尚不被足夠重視，宋代以來，名氣大了起來。但是，也有種種反對的聲音。大體上，對于杜詩的批評，主要有幾條線：第一條線（從主題、題材等方面說）：如楊慎反對“詩史”和指斥杜詩中的“直陳時事類于訕訐乃其下乘末腳”（《升庵詩話》）。第二條線（從風格等方面說）：如楊億“不喜杜子美詩”“謂之村夫子”趙執(zhí)信《談龍錄；王世禎貶抑杜詩的博奧雄奇。第三條線（從文字、結構說）：如朱熹說：杜甫的“《夔州》詩卻說得鄭重煩絮”（《文論》）；葉夢得《石林詩話》說杜詩《八哀詩》有“累句”之��；王世禎說《八哀詩》“鈍滯冗長”（《漁洋詩話》）；袁枚認為杜詩《秋興八首》“不過一時興到之語，……習氣太重，毫無意味”（《隨園詩話》）。以上大部分人的時代都在船山之前。
但是，這些批評有兩個特點：首先，還是只對部分或個別杜詩而言的。如楊慎在總體上還是服膺杜詩的，說“杜詩之含蓄蘊藉者蓋亦多矣”，并認為“詩圣于杜”。其次，其中多數(shù)對于杜詩的意見，礙于杜的盛名，因而“不敢議”、“不敢昌言”；或采取在選本中不選杜詩的迂回態(tài)度。粗淺而言，由于時代、流派、感受等不同（如王世禎生逢太平盛世，倡“神韻”說，醉心于“淡遠沖和”），對杜詩有意見是必然的，這對文學的發(fā)展也是好事。
而在王夫之的時代，出現(xiàn)了改朝換代的社會、歷史、文化、文學危機和心理危機，以及思想界的茫然和真空，相對說來也產(chǎn)生了可以言所欲言和破釜沉舟地檢討反思文壇弊病的自由空間。船山對于杜甫的責難，正是這種危機和真空狀態(tài)的產(chǎn)物；同時也是對于上述對杜甫的批評意見的過濾、提升，以及“上綱”。
船山的“原圣”、“徵圣”立場，和文學關系于“興國覆邦”的價值觀，以及對于凈化的、超凡脫俗的文學的尋求，是超越于上述批評者的觀點和理念的；但他對杜甫的指謫，仍不是無源之水，不能不利用前人的資料和言語。戴鴻森在《姜齋詩話箋注》中就指出，王夫之關于“詩史”的看法，受到楊慎的影響。
上述幾條線的批評形成一種合力，是以含蓄蘊藉、淡遠沖和，來反對杜詩的直露淺白、“發(fā)揚蹈厲”、“易著色相”；船山則是以原圣徵圣（也包括溫柔敦厚之旨）來反對杜詩的人性化、“愁貧怯死”。盡管他們從頗為不同的立場出發(fā)，激烈的程度也很不相同，但在這個方面卻達到了驚人的一致：反對的是杜詩的貼近歷史凡俗、過分的入世精神，即將個人和眾人的窮愁的如實描繪和盡情傾訴——這卑微而正當?shù)娜擞獢y入詩歌的凈土和大雅之堂。
船山批評陶淵明：“門庭之外，更有數(shù)種惡詩：有似婦人者，有似衲子者……。似衲子者，其源自東晉來�！展噥眚屛胰ァ`墜其中……。嗣后啼饑號寒、望門求索之子，奉為羔雉……”（《姜齋詩話》）其實，蘇軾就曾說：“得一食而欲以冥謝主人［‘冥謝’指來世（輪回）相報，指陶《乞食》同詩中詩句：‘銜戢如何謝，冥報以相貽’，此大類乞者口頰也。哀哉，哀哉！非獨余哀之，舉世莫不哀之也。饑寒常在生前，聲名常在身后，二者不相待，此士之所以窮也�！保ā稏|坡題跋》卷２）（看來蘇軾是飽漢不知餓漢饑；船山則是饑寒也不能以“似衲子”入詩。）朱熹也說過：“陶欲有為而不能者也，又好名。”
船山批評白居易，前人何嘗沒有批評過，如朱熹說過：“白樂天《琵琶行》云：‘嘈嘈切切錯雜彈，大珠小珠落玉盤’云云，這是和而淫；至‘凄凄不似向前聲，滿座重聞皆掩泣’，這是淡而傷�！薄昂投薄ⅰ暗鴤碑斎慌c“樂而不淫”、“哀而不傷”大有距離。
船山批評韓愈：“韓退之倔強標榜，將烏豆換千年人眼睛，人遂甘受瞽而樂以瞽人，悲夫！”（《古詩評選》評徐陵詩），其實，朱熹也說：韓愈的文章“較有些王道意思”（《文論》）�！巴醯馈痹谶@里其實就是激切、霸道的意思。司馬光對韓文的評價也說：“其言多矯激太過”（《資治通鑒》卷２４０）。
船山批評蘇軾，其實，朱熹也說：蘇文“傷于巧，議論有不正當處”。張戒更激烈了，他說：“詩壞于蘇、黃（魯直）。”又說：“古今詩人……其正少，其邪多�！�
另外不應忘記，歷代的哲學、經(jīng)學大師，其中好多人本來對文學藝術就有很多保留。《韓非子》曾提出著名的“儒以文亂法”的觀點�！肚f子》則聲言：“滅文章，散五彩，……而天下始人含其明矣�！倍躺踔琳f：“某素不作詩，亦非是禁止不作，但不欲為此閑言語。且如方今能詩無如杜甫，如云：‘穿花蛺蝶深深見，點水蜻蜓款款飛’，如此閑言語道出作甚？”（《二程遺書》卷１１）《論語·衛(wèi)靈公》也說：“鄭聲淫�！敝祆涓f，鄭聲是“淫詩”。而船山也是毫不遜色的經(jīng)學大師，他對文學的“凈化”的要求是有其一定的衣缽傳承的。應該說，他對文學藝術的認識已經(jīng)大大超過前人（經(jīng)學大師），但仍然未能放棄文學反映人欲及貼近歷史、凡俗則有害于國計民生的認識。 三、船山的批評更激烈、執(zhí)著 船山對文壇的批評，并不值得奇怪。但又應該承認，船山的批評更激烈，更執(zhí)著。特別是對于杜甫，極盡挖苦指謫之能事。而他并不是古典詩文的虛無主義者。正因為他是理想主義者——甚至是過分天真的理想主義者，他才對歷代偉大作家如此苛求。且不談他的哲學信奉（如樸素的唯物主義），他艱難地生活和奮斗在明清換代之際，既有軍事起義的實際經(jīng)驗，和廣泛的人際聯(lián)系，又遁跡于山野面壁苦思，畢生追求的理想是純正的經(jīng)義之學、純正的民族主義、至高無上的漢族圣王君臨天下光大中華（但又限制君權，保護自耕農(nóng)的利益），等等。其詩學的追求也是高蹈的、超凡入圣的；因之才有對于詩人的苛求。他對“詩史”之說的保留，也與他的上述整個立場相關。
船山的原圣、徵圣思想，是他文學上追求雅正、追求至善至美的原動力。而他生活在“地坼天崩”的時代，使最忠實的圣人之徒震撼，并徹底反思其深刻的教訓。哲學問題、夷夏關系、君王權力、土地制度、社會道德，乃至漢學、宋學的用處，文學到底起何種作用等，都在反思審視之列。他已對君權有所懷疑（“以一人之私而徇天下之利”），但最終又不能放棄對至高無上的漢族圣王君臨天下以維系大統(tǒng)、挽救危局（當時入侵的清軍、潰散的官軍、土匪蟊賊，都撲向老百姓，使船山痛感“國不可一日而無君”）的信奉。他認為，不但李贄那樣的離經(jīng)叛道船山說：李贄“以佞舌惑天下”、“以信筆掃描為文字”（《姜齋詩話》），“任他清直自炫，終為名教罪人”（《讀四書大全說》）要為民心不穩(wěn)、民心思變負一定之責；而且背離詩教的文人，為衣食之事而呼號傾訴，為兒女之情而無病呻吟，也是民心渙散世風淫靡的原因。所以，他不惜對作家作“橫掃千軍”式的批評�！@就是他的文化整合的背景和立足點。
《文心雕龍·祝盟》：“凡群言發(fā)華，而降神務實，修辭立誠，在于無愧。祈禱之式，必誠以敬；祭奠之楷，宜恭且哀：此其大較也。”紀昀評論說：“此雖老生之常談，然執(zhí)是以衡文，其合格者亦寡矣�！睋Q一個說法，如果以祝盟之文應有的神圣和虔誠為標準來“衡文”，船山正是以徹底的、天真的、虔誠的、原圣徵圣的，甚至是以某種禁欲主義的詩教來“衡文”的——當然，“其合格者亦寡矣”！
對于“詩史”，“夫詩之不可以史為，若口與目之不相為代也”是他的明確觀點，也就是他在《詩廣傳》中所說的：“故詩者，與書異壘而不相入者也。”王夫之還在《古詩評選》的《上山采蘼蕪》的評語中，更明確也更為激烈地指“詩史”為“見駝則恨馬背之不腫”；“于史有余，于詩不足”�？梢哉f，他主要堅持兩點或兩個區(qū)別：一、詩和史是有著不能互相代替的區(qū)別的；二、傳統(tǒng)的好詩“即事生情，即語繪狀”，和杜甫的“以逼寫見真”，是有著高下之別的�！凹词律椋凑Z繪狀”，因其天真爛漫而符合“主文譎諫”的春秋之義和溫柔敦厚的詩教；但“以逼寫見真”因其太執(zhí)著于描摹歷史和追求寫實，并不符合這種春秋之義和詩教。但王夫之關于“詩史”的批評，有一個空白點，即他沒有關注“詩史”與民族興亡、中華民族的整合、“衰世之造”的緊密關系。身處明清換代的漩渦，船山九死一生，竄身荒山邊民之中，對清廷懷有可以理解的深仇大恨；惟其如此，“只緣身在此山中”，他對華夏民族的融合大勢，卻不夠理解。他既沒有像錢謙益（入清前）那樣，強烈感受到宋元換代的大背景下“詩史”萌生的條件：“古今之詩莫變于此時，亦莫盛于此時”（《胡致果詩序》），也沒有像黃宗羲那樣上升為“史亡然后詩作”的“詩史”觀（黃并在民族整合的斗爭中親身作到了“早年抗清晚年順清”）。由于這個空白點，使船山對“詩史”的存在的合理性、必然性，不屑一顧。至于他對“詩”與“史”的功能迥異的看法，自有其道理，有助于“詩史”之說的探索。
對于杜甫等，船山最激烈的批評莫過于這段文字：“若夫貸財之不給，居食之不腆，妻妾之奉不諧，游乞之求未厭，長言之嗟嘆之緣飾之為文章，自繪其渴于金帛、沒于醉飽之情，靦然而不知有譏非者，唯杜甫耳。……甫失其心，亦無足道耳。韓愈承之，孟郊師之，曹鄴傳之，而詩遂永亡于天下。”（《詩廣傳》）——這不能不使我們痛感到，以“六經(jīng)責我開生面”的歷史使命感自勵和自命的船山，在這個領域，其矛頭所向是大大失準了，“別開生面”過頭了。船山在哲學上已經(jīng)認識到“天理”在“人欲”之中；但決不容忍杜詩將人性的、欲望的、凡俗的灰塵和淚水，帶進詩歌的圣壇和凈土。這實在是歷史的悲哀。想一想，如果把這些好詩從古典文學中拿掉，將是怎樣的局面？
船山曾經(jīng)用散文記敘人民的苦難，這里面當然充滿血淚（如《讀通鑒論》卷２之１７）。但是，當他將這些寫入自己的詩篇時，已經(jīng)凈化、升華為“丹楓到冷心元赤，黃菊雖晴命亦秋”（《續(xù)哀雨詩》）這樣的詩歌語言了——表面上既無血也無淚，既無欲也無嗔（他的其它詩句也不全如此）。這是船山為我們提供的某種“即事生情，即語繪狀”的詩歌的范例，可以使人了解他對杜詩的某種具體要求。
當然，在藝術上，有人喜歡杜詩，有人不喜歡杜詩，這是個人的權利。杜詩因反映一個苦難的時代，麻鞋見天子，野老吞聲哭，哭哭啼啼，不免低迷。特別是他后期的詩，近依嚴武而壯士泯沒，遠眺青瑣而朝班零落，流離隴蜀，老病孤舟，蒼涼有余，昂揚不足。船山的激烈批評中應有合理的成分，值得仔細研究。 四、整合者的復雜心態(tài)
嚴肅認真的整合是功不可沒的，盡管也有不同的缺點和不足。但整合者的復雜心態(tài)，有時竟至對異己者必欲殺之而后快。華夏的文化傳統(tǒng)本有反對“暴揚國惡”，主張“為賢者諱”、“為尊者諱”的一面。如王夫之說有人將杜詩的“‘沙上鳧雛傍母眠’誣為嘲誚楊貴妃、安祿山則市井惡少造歌謠誚鄰人閨閫惡習。施之君父罪不容于死矣�！保ā督S詩話》）對白居易的《長恨歌》描寫唐明皇和楊貴妃的愛情，王夫之也十分氣惱，竟聲言：對作者“允膺典刑，不為過也�！保ā对姀V傳·小雅》）
對元白的不滿，古已有之。如：杜牧“著論，言近有元、白者，喜為淫言語，鼓扇浮囂，吾恨方在下位，未能以法治之�！保ǚ稊d：《云溪友議》，《四庫總目提要》等則認為是李勘的話。）
《四庫》館臣還說：“李商隱‘夜半宴歸宮漏永，薛王沉醉壽王醒’二句，暴揚國惡，至為無理�！保ā端膸炜偰刻嵋芳浚矗冈娢脑u類１）——一次宮廷盛宴（唐明皇和楊貴妃親臨，有明皇、貴妃喜歡的羯鼓助興）之后，壽王看到不久前自己的妃子已成父皇的愛妃，自然輾轉難以入睡，與另一個心中無事的薛王的沉沉大醉形成反差。但這是不應“暴揚”的“國惡”呀！“罪不容于死”、“允膺典刑，不為過也”、“吾恨方在下位，未能以法治之”、“暴揚國惡，至為無理”，其心理基礎都在于衛(wèi)道�！拔岷薹皆谙挛唬茨芤苑ㄖ沃�，還是比較單純的衛(wèi)道者的心態(tài)。至于聲言“暴揚國惡，至為無理”，顯然具有明顯的矯飾性。
船山則是正直的，即使他對杜甫等的看法不無偏激。而且，對于李杜，他在《夕堂永日緒論外編》中稱贊說：“藝苑品題有‘大家’之目，自論詩者推崇李杜始，李杜允此令名者，抑良有故�！疃艅t內極才情，外周物理，言必有意，意必繇衷；或雕或率，或麗或清，或放或斂，兼該馳騁，唯意所適，而神氣隨意以行。如未央、建章，千門萬戶，玲瓏軒豁，無所窒礙：此謂‘大家’�！睂μ諟Y明，也稱贊過：“‘日暮天無語，春風扇微和’，想見陶令當日胸次，豈夾雜鉛汞人能作此語？”（《姜齋詩話》）——這該使后代的人有點平衡感了。船山還不同程度地肯定過王維、杜牧、方以智、黃道周、瞿式耜等人的詩文，也是不應忘記的。
船山對古典作家的批評雖激切，但這方面的影響卻并不大。
辛亥革命前，人們用得上的是船山的民族主義。梁啟超的《清代學術概論》主要說王夫之、黃宗羲、顧炎武幾位大師的思想是“宋學”的對立面的產(chǎn)物。在當代，人們則說他的《讀通鑒論》寫得出色，讓青年人去讀（如錢穆），等等。而當代學人正面引述和欣賞他的詩文理論（如“身之所歷，目之所見，是鐵門限”等）時，卻常避開他對作家的激烈批評，特別是常避開他對杜甫的種種激烈批評。避開的原因很簡單，因為不好解釋不易理解。從這點說，船山是寂寞的。
舉一個比較明顯的例子。船山不否認杜甫描寫社會深刻矛盾的直白的藝術表現(xiàn)風格，對《麗人行》刺虢國、秦國二夫人的驕縱，表示贊同，主張不妨采取“怨而誹、直而佼”的藝術手法，并說“子美以得詩史之譽”。
當代一位國學大師在其著作中引此段以反駁楊慎反對“詩史”之說。但只引到此處為止，把緊接其后的反對“詩史”之說的“夫詩之不可以史為”一大段攔腰斬斷。其實，船山對“詩史”之說有嚴重保留是主要的，說因《麗人行》等“子美以得詩史之譽”，則是有條件地（只限于針對“政散民離”的現(xiàn)實，才可以用“怨而誹、直而佼”的手法）承認杜詩中詩與史的有限交融�！@說明人們不愿意碰船山對杜甫的批評。
所以，現(xiàn)在學術界有人探討船山對古代作家的具體批評，是應該的，也是避不開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