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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色-網絡理論與自然價值論的耦合旨趣*

更多精品來自3edu論文    對以B·拉圖爾為領軍人物的角色網絡理論(actor-network-theory,簡稱ANT)中的自然存在物等“異質元素”賦予與人平等主體地位的這一理論旨趣與從自然價值論作為出發(fā)點倡導非人類中心論而享譽全球的霍爾姆斯·羅爾斯頓的“自然價值論”作一對照,我們試嘗試對話這一問題:拉圖爾“ANT”的“廣義對稱性原則”(general sym-metry principle)與自然價值論所論證的自然存在物有其“內在價值”從而獲得在生態(tài)環(huán)境中有其主體地位的理論旨趣如出一轍;蛟S可以這么認為,承認自然存在物的內在價值是否可以為ANT自然存在物的“主體”地位找到其哲學依據?我們認為,作為對ANT批判的“文化問題”,如Sergio Sismondo所質疑的,ANT把人類的存在物和非人類的存在物都看成同一個東西,更由于它們都采納了一個外在的角色觀點,因而它們并沒有從文化和實踐的角度重視人類的或主體性角色的明顯特點[1]。對這一質疑的一個回應,我們試圖從自然存在物本身具有價值屬性的主體地位說明非人異質元素參與網絡建構的可行性尋找它的哲學依據。
    一、“ANT”中自然存在物角色主體的確立
    上世紀80年代中期,以拉圖爾為領軍人物所倡導的“角色網絡理論”(actor-network-theory)作為研究綱領,社會建構論的“巴黎學派”正式成立。其中尤其是卡龍(M. Callon)和勞(John Law)的工作,為拉圖爾推出ANT奠定了重要的基礎。卡龍的代表著作主要是,1980年的《Struggles and Negotiations to define what is Problematic andwhat is not: the Sociology of Translation》(《在斗爭與磋商界定問題:轉譯的社會學》),它建立了初步的動態(tài)社會結構模型[2];1986年的《TheSociology of an Actor-Network: the Case of the Electric Vehicle》(《角色網絡社會學:電動車案例》),主張研究的目的在于發(fā)現新的“角色”,從不同的角度表達了實驗室微觀與宏觀的雙重結構[3];1986年,卡龍又發(fā)表了一篇重要的文章《Some Elements of a Sociology of Transla-tion: Domestication of the Scallops and the Fishermen of Saint BrieucBay》(《轉譯社會學的基本原理:圣柏魯克灣的漁民與扇貝養(yǎng)殖》),在這篇文章中關于漁民、技術和扇貝等不同主體間的對稱性論述,更是明確了扇貝等非人類存在物與網絡中其它角色的同等主體地位。期間與卡龍相比,John Law提出了“異質型網絡理論”(heterogeneousnetwork),即認為不存在自然與社會的二元區(qū)分。主要代表作有1986年的《On the Methods of Long Distance Control: Vessels, Navigationand the Portuguese Route to India》(《長途控制方法:葡萄牙到印度的航海交通》),文章中勞以15世紀葡萄牙人航海擴張為案例,進一步發(fā)展了角色-網絡理論。關于網絡內的角色,勞認為他們是平等的,任何人和物在決定社會變遷的特征時并不具有某種優(yōu)勢,網絡理論的核心方法就是尋找角色和角色間的并置和相互作用的網絡建構過程,并將組成網絡的角色整合在一起以阻止這些角色的偏離,從而將有著各自傾向的不同角色由一個異質因素變?yōu)橐粋網絡中嚴格意義上的行動者。
    作為巴黎學派的領軍人物,拉圖爾對ANT的發(fā)展作出了更為重要的貢獻。理論層面上,他豐富了角色網絡理論的理論內涵,進一步對“角色”這些概念進行了細致的學理界定。如在拉圖爾與伍爾加合作出版的《實驗室生活———科學事實的建構過程》一書中,他們對實驗室構成的分析、對科學研究的文本分析、對科學知識的建構分析就已經蘊涵了角色網絡理論的理念。1987年的《科學在行動:怎樣在社會中追隨科學家和工程師》一書的出版,標志著拉圖爾的角色網絡理論(actor-network-theory)的正式提出。在拉圖爾的思想中,角色網絡就是異質角色元素建立網絡、發(fā)展網絡以解決特定問題的過程,它是一個動態(tài)的過程而不是一個靜態(tài)的概念。此書中,拉圖爾把角色(actor或actant)又可譯為“能動子”、“操作子”等,意思是指在科學知識的建構過程中起作用的所有因素都可稱為角色;意思是一個角色能在自己的周圍構建一個網絡,使其它要素依賴著自己,并將其興趣“轉換”進自己的網絡中,從而建構、重塑網絡。由此,拉圖爾就賦予了自然存在物以主體地位,把一系列并置在一起的角色盟友轉化成一個作為行動的網絡整體,角色之間彼此控制、相互作用、相代寫論文互影響。這就意味著自然存在物這一異質因素在網絡中將扮演工程師、測量員、檢查員、分析員和報告人等這些人類的角色,從而使聚集在一起的角色力量保持在同盟中。用拉圖爾本人的話說,這意味著用另一種界限的混淆,某種社會機巧(machination)向“自然的擴張”。拉圖爾角色網絡理論的實質在于,打破傳統(tǒng)的人與非人、自然與社會的二元對立的行而上學的思維方式。在1988年,拉圖爾又出版了《The Pas-teurization of France》(可譯為《法國的巴斯德化》)一書,書中關于巴斯德化這個案例中,拉圖爾探討的是在一種社會背景與在巴斯德的“網絡”里,“炭疽桿菌”這一自然存在物、農民、獸醫(yī)、內科醫(yī)生等,都是“角色”,這些“角色”聯合在一起,共同建構了炭疽疫苗這樣的科學事實。
    拉圖爾是個思維敏捷又積極多產的思想家。近年,特別是2005年出版的《Reassembling the social: An introduction to Actor-network-theor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可譯為《重建社會:角色網絡理論導論》,在這部著作中,作者對角色網絡理論作了系統(tǒng)的梳理。其中對于“角色”的定義是廣義上的,既可以指人類(humans),也可以指非人(non-humans)的存在和力量。指人類角色時拉圖爾用actor這個詞,里面暗含著一種意象性;指非人角色時他使用actant這個詞,此角色的意愿需要通過代言人(spokemen)的“轉譯”來表達。當然這之前拉圖爾就曾說過,如“我使用actor,agent或actant,并不對他們可能是誰和他們有什么特征做任何假定,他們可以是任何東西,個人的(彼特)或集體的(民眾),比喻的(擬人或擬獸)-比喻的(災難)”,[4]其用意主要在于消除人與自然存在物角色之間的鴻溝。
    以拉圖爾為代表的角色網絡理論提出的非人類自然存在物在與網絡中其它角色同盟者如何進行相互控制、相互作用時,主要應用了一個“代言人”(spokemen)或“代理者”(agent)這種轉譯概念,用以說明非人的角色是如何表達它們自己的意愿與興趣的。在這點上,拉圖爾超越了布魯爾的強綱領對稱性原則,因為強綱領認為無論是真理還是謬誤,最終所有的解釋力量都來自社會,而與自然無涉。而拉圖爾提出的“廣義對稱性原則”(general symmetry princi-ple),則是在建構論上力圖對稱地看待“自然存在物”在社會構建網絡中的作用。拉圖爾認為,人和物之間在建構論的原則上沒有太多的差別,它們在網絡的形成中要成為角色都需要有人替它們說話,人與物之間具有可轉譯性。如拉圖爾所言,“給我事物的狀態(tài),我就能告訴你人能夠做什么。這就是技術專家告訴我們的。給我人類的狀態(tài),我就能告訴你物是怎樣形成的。這就是社會學的真諦。把人和物最大化都是錯誤的。對于物而言,我們所尋找的不是人類的事物,也不是非人類的事物。而是在人中之物和物中之人中尋找一個不斷的轉換,一種交易,一種交流。人和物之間是互相轉換的。事物不過是人類視野之中的物;人也不過是從物的角度看到的人。二者是可以轉換的!盵5]在這,拉圖爾試圖通過“人”與“物”的代理人這個中介進行平等主體地位的論證。比如,狄塞爾的柴油發(fā)動機就是通過狄塞爾之口展現在大家面前的,炭疽病疫苗也是通過巴斯德的推薦才為大家所接受的,圣柏魯克灣的扇貝養(yǎng)殖案例中提到的三位海洋學家也充當了海扇的“代言人”。其實早在《科學在行動》一書中,拉圖爾就明確給予了非人類因素(non-humans)以關鍵的地位,以重新聯結人們在自然和社會之間所制造的主-客二分模式的分野?梢,拉圖爾的角色網絡理論的基本取向就是試圖通過“廣義對稱性原則”認為社會是一個人類和非人類自然存在物兩者相互作用的場域。
    二、價值坐標移位:主體的價值屬性論證
    霍爾姆斯·羅爾斯頓的自然價值論是試圖通過確立生態(tài)系統(tǒng)的客觀內在價值,為我們保護自然生態(tài)系統(tǒng)提供一個客觀的、獨立于人們主觀偏好的道德依據。而這與角色網絡理論特別是拉圖爾所提倡的“廣義對稱性原則”(general symmetry principle)有相似之處,拉圖爾主要是通過自然與社會之平等主體地位來確立科學知識微觀與宏觀的社會建構之事實。在本文中,我們只意欲探討角色網絡理論與生態(tài)共同體中自然價值論方法論意義上的相似(兩者皆為超越主-客的現代性思維而尋找架構他們理論的方法),以及在角色網絡理論中“自然存在物之角色”如何能成為與工程師、科學家等這些角色協(xié)商、對話的哲學依據,那就是首先要給這些“自然存在物角色”以正名,讓其獲得與人同等的主體地位,而事物要有其主體地位必須首先是它具備有其自身的價值屬性,這樣才可能在網絡中與其同盟者進行對話與協(xié)商,即才有對話的“資格”與“能力”。從這個意義上說,羅爾斯頓的共同體中的自然存在物猶如拉圖爾網絡中角色之蘊涵。
    我們知道,傳統(tǒng)學理上是把價值定位在“人際關系”這個坐標層面,它所遵循的價值原則是“人本主義”的價值原則。而對自然價值的重新闡發(fā)首先是美國生態(tài)學家阿爾多·利奧波德,他提出的“大地倫理”思想,其核心是通過擴大人類共同體的邊界,改變人在自然界中征服者的角色地位。之前的深層生態(tài)學思想泰斗納斯曾就說過“生物擁有內在價值”;大地倫理學的當代傳人克里考特指出的“自然擁有權利”也是從“物種擁有內在價值”這一判斷的一種象征性表述[6];同時,生態(tài)學家泰勒也認為“非人類存在物擁有天賦價值”等等[7]。
    霍爾姆斯·羅爾斯頓是國際著名的環(huán)境倫理學家,他在1988年出版的《環(huán)境倫理學:大自然的價值以及人對大自然的義務》一書奠定了他在環(huán)境哲學和環(huán)境倫理學研究方面的國際地位,獲得多項榮譽。羅爾斯頓是沿襲以及進一步拓展自然有其自身價值的學理,從價值的內涵出發(fā),認為自然存在物擁有內在價值,這種價值是客觀的,把價值當作事物的某種屬性來理解的,不能還原為人的主觀偏好。而如何評價共同體中的事物,或者說我們如何知道某個事物具有價值屬性。在羅爾斯頓看來,“全部自然科學都建立在對大自然的體驗之上,但這并不意味著它的描述、它所揭示的事物僅僅是這些體驗。評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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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精品來自3edu論文是進一步了解這個世界的某種非中立的途徑。如果沒有對自然界的感受,我們人類就不可能知道自然界的價值;但這并不意味著,價值就僅僅是我們所感覺的東西!盵8]也就是說,羅爾斯頓是是把價值當作事物的某種屬性來理解。價值有些能被人類觀察到的,屬于體驗性的價值;而未被我們人類觀察到的價值,則屬于非體驗性的價值;有些價值依賴于被意識到了的偏好,有些則不是。
    羅爾斯頓把自然存在物所具有的價值歸結為三大類:一類是“工具價值”,一類是“內在價值”,另一類是“系統(tǒng)價值”。所謂工具價值“指某些被用來當作實現某一目的的手段的事物”,內在價值“指那些能在自身中發(fā)現價值而無須借助其他參照物的事物。”[9]羅爾斯頓指出,工具價值與內在價值都是客觀地存在于生態(tài)系統(tǒng)中,“生態(tài)系統(tǒng)是個網狀組織,在其中,內在價值之結于工具價值之網是相互交織在一起的!盵10]系統(tǒng)價值(systemic value)是指“某種充滿創(chuàng)造性的過程,這個過程的產物就是那被編織進了工具利用關系網中的內在價值!币约罢J為,“……自然系統(tǒng)本身就是有價值的,因為它有能力展露(推動)一部完整而輝煌的自然史……大自然的所有創(chuàng)造物,就它們是自然創(chuàng)造性地實現而言,都是有價值的……事實上,‘純粹的物體’有時也是值得尊重的,它們是創(chuàng)生萬物的大自然的創(chuàng)造物……凡存在自發(fā)創(chuàng)造的地方,都存在著價值!盵11]這個重要的價值,它彌漫在整個生態(tài)系統(tǒng)中。這種價值觀的哲學基礎是一種以“生態(tài)中心主義平等”為最高原則的生態(tài)整體主義世界觀。它被看作是生態(tài)系統(tǒng)內的“民主”原則,它的基本思想是,在生態(tài)系統(tǒng)中所有的存在物是一個不可分割的整體,作為不可侵害的整體中的部分,在內在價值上是平等的。因為,生態(tài)系統(tǒng)中的一切存在物都有助于系統(tǒng)的豐富和穩(wěn)定性,正是這種豐富和穩(wěn)定性構成了整個生態(tài)系統(tǒng)穩(wěn)定健康發(fā)展的基礎。就是說,凡是有利于整個生態(tài)系統(tǒng)的穩(wěn)定、完善和發(fā)展的,就被認為是有價值的。
    從羅爾斯頓的自然價值我們可以為角色-網絡理論中的自然存在物作這樣的理解,在自然存在物構建網絡時,針對網絡而言,自然存在物具有網絡構建的工具價值;而要成為這種工具價值,自然存在物本身要是具備內在價值的屬性;而針對網絡中網絡與角色的相互建構而言,自然存在物本身就是有系統(tǒng)的價值,它生成了網絡同時網絡造就了自然存在物的角色。這“三位一體”的自然存在物價值屬性恰是能說明ANT中“廣義相對原則”的人與非人異質元素的相等主體地位。
    三、自然存在物“角色”的哲學依據:主體的價值性
    羅爾斯頓的理論貢獻在于從自然價值論的路徑提出了自然存在物的主體思想,他也試圖在人類主體與自然存在物主體之間達到某種平衡。如在羅爾斯頓的“內在價值、工具價值與系統(tǒng)價值模型”里,羅爾斯頓堅持生態(tài)價值整體性主張的同時也就不同存在物主體的工具價值與內在價值作了“在系統(tǒng)價值內根據它們所處不斷變換的環(huán)境中其主體的價值樣式有所比例差異”的判斷。拉圖爾的異質網絡角色理論似乎在這點上比羅爾斯頓走得更遠,在他對“網絡”一詞的引用與理解,特別是“廣義相對性原則”(general symmetry principle)的提出更彰顯了自然存在物的主體地位。如,“網絡這個詞暗示了資源集中于某些地方———節(jié)點,它們彼此連接———鏈條和網眼:這些聯結使分散的資源結成網絡,并擴展到所有角落”。[12]拉圖爾啟用網絡這個概念的主要目的就是將人類角色和自然存在物角色以同等的主體身份并入其中,以避免傳統(tǒng)社會學和哲學關于自然和社會、主觀和客觀之間的二元對立的劃分。在拉圖爾的思想中,自然存在物角色的主體地位和社會性角色的主體地位不存在根本的對立,相反,它們完全是一體的,他們都是網絡中的元素,在網絡中相互運動,彼此共生。
    主體是對實體所具有的意義的一個判斷,指的是事物在世界中的地位以及它和其他事物所具有的關系。主體的主體性是主體的價值特性,而不是作為實體的事實屬性。從這個意義上,我們認為羅爾斯頓的自然價值論是自然存在物獲得主體性的有力論證。另外根據當代科學前沿的復雜性科學與自組織理論中的發(fā)生主體論,如法國著名思想家埃德加·莫蘭認為主體具有自組織的特點、主體依賴于環(huán)境而生存、主體與主體性是生成演化的、主體具備“自為”性,也為從主體具有的“功能”角度對自然存在物應是作為主體看待的一個佐證。美國圣菲研究所的霍蘭提出的復雜適應系統(tǒng)理論(CAS),他把系統(tǒng)中的成員稱之為“適應性主體”;另外,哈貝馬斯提出的“主體通性”(Inter-subject Vitiate)的概念,主張“把自然界當作另一個主體來認識”,可以要求動物、植物、甚至石頭具有主體性;我國學者盧風先生也認為,主體性就是事物的主動性、主導性、創(chuàng)造性和能動性,非人存在物也具有主體性等等。
    我們認為,拉圖爾的角色網絡理論與羅爾斯頓的自然價值論在賦予自然存在物以主體地位上其思想是一致的。他們都是努力消解現代性的主體-客體模式的嘗試,具有明顯的后現代性特征。
    拉圖爾消解主-客體模式的路徑是實驗室的知識制造,認為科學實驗室是制造自然和社會的源泉,在這個過程中,自然與社會消失了絕對界限,二者相互生產(co-production)、共同進化。影響科學實踐的各種存在:主體與客體、自然與社會、人與非人、物與非物的傳統(tǒng)的二元對立被打破而建立了主體際關系。在消解主體-客體模式的技巧上,拉圖爾比羅爾斯頓走得更遠,如他認為,所有的角色存在,既非主體,也非客體,而是多元的、流動的,相互影響。在這場給予自然存在物以平等主體地位的所謂“反哥白尼革命”中,拉圖爾用既非自然、也非社會、而是混合的第三種實體主體來同時解釋和重塑自然和社會,拉圖爾稱這種實體為“準客體”(quasi-objects)或者“雜交物”(hybrids)。其中同一種主體可以表示多種不同情境中存在的狀態(tài):如不純粹的社會性、純粹的社會性、純粹的自然性、不純粹的自然性等。這樣,雜交物可能會先變成客體,然后變成主體,再變成雜交物,或者干脆消失。可見,這種流變的主體性特征使拉圖爾網絡中的角色具有顯著的后現代性無本質主義、無基礎主義的思維特征。當然,羅爾斯頓的自然價值論也帶有很強的后現代主體際性色彩,即反傳統(tǒng)性和解構性。他提出的生態(tài)中心主義自然價值觀認為價值是個內涵寬泛的概念,不僅人類可以作為價值主體、具有內在價值,其他自然物和生態(tài)整體都可作為價值主體、具有內在價值。人類與其他自然存在物是平等的主體際關系。
    四、結語
    通過羅爾斯頓的自然價值論來支撐拉圖爾異質網絡中自然存在物的主體地位,以求進一步說明網絡角色理論的解釋力,是本文之意欲所在。拉圖爾的“ANT”中自然存在物的角色如何獲得與其同盟者的協(xié)商與對話的能力?拉圖爾是通過一個異質網絡如何建構的過程而得到闡述的,但卻沒有為網絡中的自然存在物給予本體論意義上的說明,即為什么自然存在物可以作為一個平等的主體參與網絡的建構?文章就是從事物要獲得其主體地位,首先是要給事物一個價值屬性的認可這個意義上論證的。當然,尋求耦合之處的驚喜與困難恰恰都是來自于網絡角色理論與自然價值論的后現代性特征,其后現代性的解構主義思想,在某種程度上可能會導致認識論上的不可知論!
    參考文獻:
    [1]Sergio Sismondo, An introduction to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tudies[M].Blackwell publishing, 2004.68-69.
    [2]M.Callon.Struggles and Negotiations to define what is Problematic andwhat is not: the Sociology of Translation.The Social Process of ScientificInvestigation[J].Sociology of the Sciences Yearbook.1980,(4):197-219.出版社,2005.4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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