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懺悔是正直者的義務
我看懺悔是正直者的義務 一、 《作家》第8期一篇名叫《歷史決定論的陰影》的文章中我看到這樣一段文字:“那么哈維爾呢,他不是比拒絕簽名的昆德拉和拒絕懺悔的余秋雨高尚得多么?在某篇文章中,‘新青年’余杰以昆德拉和哈維爾為例,提出一個是否應當在名單上簽名的問題。他的意思似乎是,不簽名就是墮落。今日要求余秋雨懺悔,他的理直氣壯就是他代表‘總體真理’拿著一份名單,要求余秋雨在上面簽名(懺悔)。表面看起來,當年哈維爾是在監(jiān)獄里,昆德拉是一個不敢簽名的庸人。但在哈維爾的后面站著一個叫做歷史、真理、民主、本質和‘整體’的龐然大物,站著一個巨大的政治和道德的符號。而在昆德拉的后面只站著他字跡和他的作品。我們最終發(fā)現(xiàn),經(jīng)過時間的證偽之后,哈維爾成了總統(tǒng)先生,而昆德拉依然是一個――僅僅是一個作家。對我而言,我以為作家昆德拉的這些話比總統(tǒng)先生當年的簽名更有價值:‘卡夫卡小說的巨大的社會、政治、‘預言’的意義恰恰在于他的‘不介入’,即在所有政治綱領、意識形態(tài)觀念、未來學派的預言面前保持自己的自主!边@段文字在邏輯上的匪夷所思以及觀念上的無賴、誣賴是我近年看到的無恥文字之最。它指著昆德拉說“這個人是偉人”,然后他告訴讀者“因為昆德拉自己說? 約菏俏叭恕保皇鍬穡坷サ呂怠安喚槿搿鋇男∷導也攀親釵按蟮男∷導遙サ呂褪遣喚槿氳男∷導遙運親釵按蟮男∷導搖K缸毆怠澳鬩丫皇奔渲の繃,你过去所_囊磺惺俏筆攏閌瞧燮嗣竦奈本印保磧墑恰澳愕繃俗芡場薄U庥址垂粗っ髁死サ呂奈按,当驰勄个“不竷x┟保氨礱嬪峽雌鵠吹撓谷恕本奔淶鬧っ魘導噬鮮且桓鍪ト,那个时候他緳E朗奔浠嵐壓の薄?/P> 在我看來,昆德拉的可恥的膽怯恰恰已經(jīng)被哈維爾的當選總統(tǒng)證偽了,時間站在了勇敢者的一邊,而將投降者、怯懦者和(有意識和無意識的)幫兇者的名字刻在了恥辱柱上。我在想余秋雨可能并不可恥,因為文革中的他非常年輕,可能并不是出于虛偽而選擇了那樣的寫作,而昆德拉卻是可恥的,因為他明明知道什么是真理,但是出于怯懦放棄了真理,薩特說過“在專制和黑暗前面不反抗就意味著同謀”,從這個意義上說昆德拉犯了同謀罪,如果說余秋雨是否懺悔只是一個道德問題,那么昆德拉是否悔過就不僅僅如此,他應當受到歷史理性和社會道德的雙重審判。 想到張志新、顧準、遇羅克,這些在文革中因為反抗而死去的人,如果哈維爾已經(jīng)被時間證偽,那么他們理所當然地在那些人的邏輯中也被證偽了。也許,他們的在天之靈當為有今天這樣的遭遇而長哭不止。的確,我們不能要求那些直接地割斷了他們的喉管,打斷了他們的肋骨的劊子手們?yōu)樗麄兊男袨樨撠;的確,我們也不能要求那些旁觀者,甚至將觀看殺戮當成娛樂的人為他們的行為負責;但是,我們有理由在張志新等無比崇高的靈魂面前窺見自己內心暗藏的小來;進而,我們也有理由要求那些行刑者、觀看者為此感到痛悔。 這是道德的最低要求,而不是最高要求;它不是什么偉人的美德,而是普通人都應當?shù)牧x務;這是對凡人、常人的最低要求,而不是對圣人、偉人的最高要求。 但是,那些人似乎并不這么想!稓v史決定論的陰影》中竟然寫出了這樣的話:“文革的‘歷史問題’、‘流毒’是任何一個人都逃不掉的,‘文革余孽’余秋雨逃不掉,沒有當過紅衛(wèi)兵但喊過口號的我肯定逃不掉,包括1973年出生的余杰,你以為你可以逃掉么?但所幸的是,我們已經(jīng)生活在這樣一個時代,沒有任何人有權再因為自以為‘比你較神圣’,就可以強迫你交代‘歷史問題’!彼窃诳謬樣嘟埽渴堑,這是恐嚇。 然而,這并不能嚇倒我們。因為我們愿意承認自己也是有罪的,我們愿意為此而懺悔、反省。我們都是有罪的,那么就讓我們一起懺悔?我們并不是因為感到自己“比你較為神圣”,而是因為我們意識到我們是有罪的。退一萬步講,即使因為余杰生在1973年,或者因為我生在1968年,而且竟然名字就叫“紅兵”,我們是有罪的,甚而,我們假設自己是犯了死罪的囚犯,那么也請你不要剝奪我們指認其他囚犯的權力,如果,我們懺悔也請不要剝奪我們要求別人懺悔的權力。我們的理由是“不要以我之需要懺悔來證明你之可以不懺悔”。 牧師幫助別人懺悔,是因為他知道原諒有過錯甚至有罪的人,余杰要求余秋雨懺悔也是因為他將原諒余秋雨,事實上,余杰一定也深深地知道,歷史已經(jīng)用實際行動原諒了余秋雨。但是,我要說,如果原諒別人是一種美德,那么請在要求于別人于這種美德的同時,也允許別人要求你于一種起碼的道德――懺悔。歷史已經(jīng)展現(xiàn)了她寬宏大度的美德,也請你回報于她真誠的道德。對那些人,我想說:“我已經(jīng)原諒了你,也請你原諒我要求你懺悔的罪過! 二、 我理解那些拒絕懺悔,為余秋雨辯護的人的恐懼,他們中有些經(jīng)歷了文革,充當了旁觀者甚至批斗者的人,他們害怕因為文革中的歷史問題而遭到一如當時的人們對待有歷史問題的人所進行的那種批斗。我要他們完全不必為此而恐懼,肉體上折磨、政治上批死、人格上壓垮的文革式批斗不會再有了,請他們不要用自己當初對待“有歷史問題的人”的那套做法來推斷余杰的做法,余杰所要求于他們的是且僅僅是精神上的自我懺悔而已,僅僅如此就夠了,這是余杰的邏輯,他們與其為此而感到恐懼余杰,不如為自己內心深處的魔鬼而恐懼自己,是什么在妨礙著他們懺悔、恐懼懺悔?是他們自己內心深處的魔鬼。 其實哈維爾、曼德拉、甘地這些人不是天生就沒有恐懼的,昆德拉式的恐懼,余秋雨式的恐懼也不是天生的,問題是我們如何與恐懼做斗爭,征服恐懼,而不是被恐懼征服。漢字當中關于恐懼的詞匯特別多,懼、怕、驚、恐、怖、怵、怯等等,中國人的恐懼感似乎特別發(fā)達。中國人常說“人無遠慮必有近憂”,這是基于什么心理呢?是對憂懼的認可,還是對憂懼的抵抗呢?漢族人似乎更傾向于認可恐懼。 其實任何具體的人對于具體事物的畏懼都是不可怕的,這又有什么呢?一個女人,她害怕小狗,她見到了狗就暈厥過去,這難道是可怕的嗎?我有一個寫小說的朋友,她一見到達芬奇的蒙娜麗莎就會口吐白沫,這難道真的是一件可怕的事嗎?真正可怕的是那種無形的,你說不清楚的東西,它不是對具體事物的恐懼,而是對抽象之物的恐怖?沒有來由,沒有理由的恐怖,它散發(fā)在你的周圍,它是一種高壓之下的傳染病,誰都有這種病,但是誰都忘記了這種病的根源,或者知道它的根源,但是害怕去探討它。它施加在你的身上,起初是你不得不接受它,漸漸地,是你誠服了它,將它當成了生活的常態(tài)。一只被長久地關在籠子里,成天面對馴獸員的皮鞭,在恐怖中生活慣了的老虎,當拿走馴獸員的皮鞭,打開牢籠,它會怎樣呢?它會回復它自由的、無拘無束的本性嗎?不。那恐怖的皮鞭已經(jīng)成了它的生活的常態(tài),沒有皮鞭的指揮,它會無法生活。有的時候,我在想人和在皮鞭下學會了恐懼動物狗并沒有什么區(qū)別,特別是在恐怖感方面。我常常遇到那樣的編輯,他基于恐怖,對著我的文字舉起了屠刀,或者甚至連屠刀也不屑于用,而用一句話給槍斃了。他,一個編輯,在干什么呢?為了解除自己的恐怖,他轉嫁恐怖,在這個轉嫁的過程中,因為他總是本能地夸大恐怖,因而他往往是比那個真正的恐怖表現(xiàn)得更恐怖。就這樣恐怖被一級一級地傳播下去,到了恐怖的最底層受眾那里,那些人已經(jīng)無法知道恐怖的真正來源以及它的目的,而只是承受著,在恐怖的生活中進而變態(tài)著。 我看到周圍的市民們,他們的恐怖是那樣地分明。他們將自己的房子用鐵籠子圈起來,我的樓下就有一家,他們把家里的每一扇窗戶都釘上了鐵柵欄,甚至空調洞上也安了鐵條,而他們的門,則是雙層的不銹鋼保險門,每每有人拜訪,他們首先是透過門上的貓眼向外窺望,看是否有危險,進而是打開第一層門,在門里和來訪者透過外層保險門的柵欄對話,如果能這樣將來訪者打發(fā)走,他們就感到慶幸,終于一個危險的因素消除了,而如果來訪者偏偏是那種不識相的人,一定要進屋,那么他們就會眉頭緊鎖,滿臉恐懼,他們擔心客人的贓腳將地板弄贓了,弄破了,害怕客人有肝炎等傳染病,會在他們的茶杯上留下病毒,擔心客人抽煙污染了他家里的空氣。這是基于有限的財產(chǎn)、人生安全而產(chǎn)生的恐懼,還有另一種無形的恐懼更為嚴重。它深深地掩藏在生活的深層,是真理顯身處的荊棘,是思想者立身處的火焰;舨妓,這個《利維坦》的作者,人類歷史上杰出的思想者,他曾經(jīng)在自傳中說,他是他母親生下的孿生子之一,而他的孿生兄弟就叫“恐懼”,在教會、王權以及國會派的數(shù)重壓迫之下,這個處于極度恐怖之中(教會揚言倫敦的大火和瘟疫是霍布斯瀆神的結果)的思想者只好將自己手頭的文稿付之一炬,我們可以想見霍布斯當時的驚恐程度,一個思想者,他自己燒毀了自己的文稿――這等于自殺,這種驚惶失措的舉動需要多大的現(xiàn)實和精神壓力呢?再讓我們來看看伽利略。這位堅持真理宣揚日心說的人,他和專制勢力進行了數(shù)十年的斗爭,但是,在最后一次審判中,他終于被迫發(fā)表聲明,宣布地心說是正確的,而他終生宣傳的日心說則是謬誤的,這位70歲的老人,跪著向“普世基督教共和國的紅衣主教”宣讀他的懺悔: 我永遠信仰現(xiàn)在信仰并在上帝幫助下將來繼續(xù)信仰的神圣天主教的和使徒的教會包含、傳播和教導的一切。因為貴神圣法庭早就對我作出過正當?shù)膭窠洹允刮覓仐壵J為太陽是世界中心且靜止不動的偽學……我宣誓,無論口頭上還是書面上永遠不再議論和討論會引起對我恢復這種嫌疑的任何東西…… 有什么東西能使一位老人放棄自己的信仰,并且宣布要維護自己一生反對的“地心說”呢?恐怖,一種恐怖深深地扎根在人類的血液中,它像病毒一樣繁衍著,最終戕害了人類的身體和心靈,使他們虛弱。由此我想到,某些思想者是多么地不容易,戰(zhàn)勝恐懼需要多大的精神力量,顧準,這位中國當代思想史上的偉大者,當他被看守毒打,打得只能在地上爬行的時候,當他的那些同人因為恐懼而畏縮,不敢站出來說一句話的時候,他那流著鮮血的嘴里迸發(fā)出來的竟然是:“不!我不認罪!”的呼號。張志新,當她被割斷了喉嚨,當她被她的丈夫以及所有的親人拋棄的時候,她依然昂首走向刑臺,將劊子手定在歷史的恥辱柱上。這是何等的勇氣。思想者的敵人不是任何其他的什么東西,而是恐怖,然而,他們無法擺脫恐怖,鐵人注定要和恐怖為伍。反過來,誰是恐怖的敵人?思想者,恐怖最怕的就是思想者,因為思想者將揭示恐怖的虛弱與無力,將使恐怖無以為繼。 如果說思想者需要戰(zhàn)勝恐懼的勇氣,那么,懺悔者同樣需要勇氣;如果說思想者所需要的勇氣需要秉持自己的良知而抵抗身外的強權和暴政,那么懺悔者需要勇氣來挖掘內心深處的良知;我在想,這兩者的勇氣其實都是非常難得的,他們沒有高下之分,都是使人臻達良知、真誠的橋梁。 三、 被侮辱與被損害的命運,對于余杰(還有摩羅等一大批青年知識分子人)來說幾乎是注定的,我終于能理解“過客”,他為什么拒絕布施,因為這個世界對于“過客”本就沒有布施,期待布施、接受布施只會使自己虛弱!斑^客”將被那些人認真地嘲笑、譏諷,然后踩上幾腳,他們將被各種各樣的語言打扮成小丑、流氓、青皮。那些人用文風、學風的帽子,用做秀、炒作、出風頭的帽子,從道德上打擊他們,算是找到了結癥,那些人看到了余杰在學術活動中的道德主義動機――就是要從道德上擊垮那些沒有信念的人,將他們從歷史的牌坊中剔除出去,放到歷史的恥辱柱上去,那些人看破了余杰的動機了,所以以其人之術還之于其人之身,那些人用這個方式,來打擊他們,算是擊中要害了。那么就讓他們被擊中吧。這又有什么呢?我已經(jīng)聽到那些人嘲笑他們的聲音。那些人說“瞧啊,這些魔鬼,被我們擊倒了”。余杰也有可能在這擊中中死去,這樣那些人嘲笑的聲音就會更大了。對于那些人,我們有什么好說的呢?我們只好對他說:“朋友,你在猜疑我了。是的,你是人!我且去尋找野獸和惡鬼! 然而,還有另外一些人,他們原本是有立場的,比如,王朔,但是,最近他卻對余杰、摩羅痛罵起來,他以為余杰、摩羅是勢利、世故,是捏軟柿子,是借機出名……他們?yōu)槭裁匆绱四兀侩y道,真的是那些人的嘲笑的聲音太大以至于被王朔聽成了真理?不是的,謊言重復一千遍依然是謊言,那么這又為什么呢?原因只有一個,在這個國度里,我們已經(jīng)失去了以一種真誠來領受另外一種真誠的能力。喪失了僅僅出于正義而團結在一種行動中的能力,偽善的東西太多偽善成了正常,真誠卻反而被人們懷疑為偽善。余杰、摩羅出來講話了,人們想到的不是正義和真理,在哪一邊,首先想到的是懷疑他們的動機,從道德上打擊他們。 其實,這里還有一個更可恥的原因:在中國一向只有“老人”、“圣人”、“偉人”才有資格說出真理,人們只能聽他們崇拜的偉人說出來的話,他們重復著偉人的牙穢,在世界上狂奔,自己已經(jīng)變成了啞巴,因而就認為其他人也都應該是啞巴――至少應該在圣人、偉人面前閉嘴,他們見不得小人物說話,余杰、摩羅者20歲、30歲的小年輕憑什么在世人面前說話?如果你們說話說得也一定是瞎話,你們不如閉嘴。 我想余杰、摩羅者的確是錯了,他們錯得非常利害。懺悔者,是真誠的人才能理解和接受的事,對那些偽善的人,對那些怯懦的人,對那些沒有良知和信念的人,何談懺悔呢?如果有一種制度使他們不再害人就已經(jīng)是正直者、真誠者、善良者的大幸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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