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讀20世紀社會主義運動的新視角

解讀20世紀社會主義運動的新視角　20世紀社會主義運動的歷史經驗證明，共產黨在馬克思主義理論的指導下，可以領導  無產階級和廣大勞動群眾打破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桎梏，建立社會主義制度，解放和發(fā)  展生產力，滿足無產階級和廣大人民群眾的利益要求，形成一種新型的社會主義先進文  化。但是，經過20世紀的劇變，世界社會主義運動出現了嚴重挫折，社會主義國家由16  個減少到5個(注：20世紀70年代世界上共有16個社會主義國家：蘇聯、波蘭、捷克斯洛  伐克、保加利亞、羅馬尼亞、匈牙利、民主德國、阿爾巴尼亞、南斯拉夫聯邦、中國、  蒙古、朝鮮、越南、老撾、古巴和柬埔寨�，F存的共產黨執(zhí)政的國家有：中國、越南、  老撾、朝鮮和古巴。)。其根本原因，就是這些國家的共產黨沒有掌握不發(fā)達國家建設  社會主義的特殊規(guī)律。江澤民在深入總結中國共產黨80年歷史經驗、深入思考世界社會  主義運動歷史經驗、緊密聯系我們黨面臨的形勢任務和現實狀況的基礎上，作出了“三  個代表”的科學論斷。江澤民“三個代表”思想為我們解讀20世紀社會主義運動提供了  新的視角。
　　　　　　一
　　19世紀末，俄國幾乎與其他資本主義國家同時進入帝國主義發(fā)展階段。但俄國卻既有  “最落后的土地占有制和最野蠻的鄉(xiāng)村”，又有“最先進的工業(yè)資本主義和金融資本主  義”。[1](P400)斯托雷平的土地改革未能消除俄國的農奴制殘余，農村的階級斗爭依  舊尖銳，沙皇政府參加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更加激化了國內的階級矛盾和民族矛盾。1917  年俄國爆發(fā)了二月革命，成立了資產階級臨時政府，建立了工兵代表蘇維埃。資產階級  臨時政府的內外政策不能解決俄國面臨的一系列緊迫問題，不能滿足俄國人民對和平、  土地和面包的迫切要求。
　　列寧和布爾什維克順應形勢，滿足人民群眾的需求，提出了“和平、土地、面包”的  口號，果斷領導工農武裝舉行起義，推翻了資產階級臨時政府在俄國的統(tǒng)治，取得了十  月革命的勝利。列寧和布爾什維克從蘇俄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出發(fā)，頒布了“和平法令  ”和“土地法令”，初步滿足了廣大人民群眾渴望和平的愿望，解決了農民的土地問題  。在俄國廣大人民群眾的支持下，新生的蘇維埃政權戰(zhàn)勝了國內外敵人的武裝叛亂和武  裝干涉，恢復了被戰(zhàn)爭破壞的國民經濟。但由于理論準備不足和缺乏實踐經驗，蘇維埃  政權實行了不符合俄國國情的戰(zhàn)時共產主義政策，導致了嚴重的經濟和政治危機。于是  ，從1921年3月俄共(布)十大開始，列寧和布爾什維克黨決定從俄國是一個小農占優(yōu)勢  的國家這一客觀實際出發(fā)，實行新經濟政策，把直接過渡到社會主義改變?yōu)橛鼗剡^渡到  社會主義。
　　列寧在總結一年多新經濟政策實踐的基礎上，逐步提出了有科學依據的蘇聯(當然也是  落后國家)建設社會主義的新構想。這就是：
　　其一，發(fā)展現代大工業(yè)，建立必不可缺的社會主義物質基礎。列寧說：“社會主義的  物質基礎，只能是同時也能改造農業(yè)的大機器工業(yè)”，而那個時代“適應最新技術水平  并能改造農業(yè)的大工業(yè)就是全國電氣化”。[2](P452)列寧告誡布爾什維克們，社會主  義必須是先進的政治制度和先進的科學技術相結合的產物：無產階級國家政權的根本任  務就是增加產品數量，大大提高社會生產力。
　　其二，通過合作化實現對農業(yè)的社會主義改造。列寧認為，社會主義經濟應同農民經  濟真正結合起來，合作社則是既可以把個人利益同國家的共同利益結合起來，又可以使  農民感到簡單易行和容易接受的方法。因此，“在生產資料公有制的條件下，在無產階  級對資產階級取得了階級勝利的條件下，文明的合作社工作者的制度是社會主義的制度  �！盵2](P771)
　　其三，利用國家資本主義，建設社會主義。列寧認為，既然我們不能立即從小生產向  社會主義直接過渡，作為小生產交換的自發(fā)產物的資本主義，在一定范圍內又是不可避  免的，那就應利用資本主義作為小生產和社會主義之間的環(huán)節(jié)，作為提高生產力的手段  、途徑和方法。[2](P504)
　　其四，加強文化教育事業(yè)，保證向社會主義過渡順利進行。列寧明確指出：“在一個  文盲的國家里是不能建成共產主義社會的”[2](P294)；“只要實現了這個文化革命，  我們的國家就能成為完全社會主義的國家了”[2](P774)。為了發(fā)展文化事業(yè)，必須吸  引文化人參加文化教育事業(yè)，必須吸收和改造人類歷史上一切有價值的成果。列寧指出  ：“馬克思主義這一革命無產階級的思想體系贏得了世界歷史性的意義，是因為它并沒  有拋棄資產階級時代最寶貴的成就，相反卻吸收和改造了兩千多年來人類思想和文化發(fā)  展中一切有價值的東西�！盵2](P299)
　　其五，加強國家政權建設和執(zhí)政黨建設。鑒于新型的無產階級的國家機關蘇維埃仍存  在著官僚主義、濫用職權、壓制民主、貪污腐化等現象，列寧強調必須改善國家機關：  “如果不進行有步驟的和頑強的斗爭來改善機構，那我們一定會在社會主義的基礎還沒  有建成以前滅亡�！盵3](P376)改善國家機關的根本，在于每個公民能夠名符其實地參  加國家管理工作，只有這樣才能杜絕官僚主義等腐敗的東西。列寧晚年還把加強黨內監(jiān)  督問題提到十分重要的高度，建議對黨的領導制度作一系列改革，強調黨內民主、堅持  集體領導的重要，努力做到決策的民主化和科學化，堅決反對培植對領袖的個人崇拜。
　　總之，列寧晚年深入地總結了蘇俄革命和建設的經驗教訓，初步摸索出了經濟文化落  后的俄國建設社會主義的道路，初步掌握了不發(fā)達國家建設社會主義的特殊規(guī)律。在列  寧社會主義思想的指引下，蘇聯通過實行新經濟政策，國民經濟得到迅速恢復和發(fā)展。  蘇維埃國家通過大力發(fā)展社會生產力，逐步建設科學的先進的社會主義文化，不斷改善  和提高人民群眾的物質文化生活，努力提高布爾什維克黨的執(zhí)政水平，為蘇聯社會主義  事業(yè)奠定了初步基礎。
　　但是，到了20世紀20年代末，斯大林中止了列寧的新經濟政策，恢復了已經被實踐和  列寧所否定的軍事共產主義制度。斯大林在領導蘇聯29年的過程中，對鞏固和發(fā)展蘇聯  的社會主義事業(yè)做出了重大貢獻，但在建設社會主義的探索中也犯了嚴重錯誤：一是斯  大林降低了社會主義要具有超過資本主義生產力發(fā)展水平要求。1936年斯大林宣布蘇聯  基本上實現了社會主義時，[4](P399)其標準只是農業(yè)國變?yōu)楣�業(yè)國，工業(yè)產值在工農  業(yè)產值中占70%；蘇聯的勞動生產率只相當于美國的40%。二是斯大林離開了生產力發(fā)展  水平，片面追求提高公有化程度。斯大林在沒有農業(yè)機械化的條件下，用行政命令手段  進行全盤集體化運動；用行政命令在市場上加速排擠資本主義。斯大林宣布蘇聯基本實  現社會主義，主要依據是當時蘇聯“所有的剝削階級都消滅了”[4](P393-394)。三是  斯大林宣稱在社會主義條件下“生產關系完全適應生產力的性質”[4](P543)，堵塞了  蘇聯社會主義改革之路。四是斯大林提出兩個平行對立的世界市場理論，[4](P561)導  致社會主義國家在經濟發(fā)展中不同資本主義市場交流，不能吸收資本主義文明成果。這  就割斷了社會主義國家同世界資本主義市場體系的聯系，自己封閉了自己。五是斯大林  把社會主義的計劃原則教條式地規(guī)定為惟一的指令性計劃原則，[5](P280)由國家計委  編制全國統(tǒng)一計劃經濟表層層下達，像法律一樣命令執(zhí)行，把國民經濟統(tǒng)得過死。六是  斯大林認為社會主義社會階級斗爭越來越尖銳，因而最大限度地加強階級斗爭、加強國  家機器。[6](P150)在階級斗爭尖銳化理論指導下，蘇聯進行大規(guī)模清洗、濫殺了大量  的無辜，留下了很大的后遺癥。[7](P28)七是斯大林認為蘇聯社會主義工業(yè)化的資金主  要來源于農民，農民必須為實現國家的工業(yè)化而繳納額外的“貢款”。農民的“貢款”  雖然解決了工業(yè)化資金來源問題，但卻造成了蘇聯農業(yè)的長期落后。
　　斯大林在指導蘇聯社會主義改造和社會主義建設過程中，逐步形成了一套經濟、政治  、文化和對外關系體制。其基本特征是高度集權。斯大林最大錯誤是把過度集權的體制  與過“左”的路線結合起來，從而阻礙了社會主義社會高速發(fā)展生產力，提高人民群眾  物質文化生活水平、發(fā)展民主自由和實現人的自由全面發(fā)展。
　　從高度集中的中央經濟管理體制來看，一是在所有制方面形成了單一的社會主義公有  制——全民所有制(國有制)和集體農莊所有制。按照斯大林的理解，社會主義應該進一  步將集體農莊所有制變?yōu)閲鵂I農場，使全社會變?yōu)閱我坏娜�民所有制。這既不符合蘇聯  生產力水平和層次，又違背了生產關系一定要適應生產力發(fā)展的客觀規(guī)律，造成阻礙生  產力發(fā)展的狀況。二是在工業(yè)發(fā)展戰(zhàn)略方面，斯大林的工業(yè)化既優(yōu)先發(fā)展重工業(yè)，又超  高速發(fā)展。但是這種戰(zhàn)略是用犧牲農業(yè)、壓縮輕工業(yè)的辦法實施的，因而導致了國民經  濟比例關系嚴重失調和經濟結構的嚴重畸形；而追求經濟發(fā)展高速度的粗放道路，直接  導致了蘇聯經濟發(fā)展速度遞減、素質低下和競爭力較弱。三是在經濟體制方面采用自上  而下的指令性計劃，借助于行政手段來組織和管理經濟，否定經濟杠桿，排斥市場機制  。其結果形成了“部門—企業(yè)”或“部門—托拉斯—企業(yè)”的二級或三級管理模式，造  成條塊分割、地區(qū)分割，人為地割裂了社會化大生產的內在聯系。這種完全排斥商品經  濟、高度集權的國家壟斷性產品經濟，是蘇聯長期缺乏活力和動力、越來越僵化的總根  源。
　　高度集權化的政治體制模式的危害，也是極其嚴重的：一是黨的組織行政化和黨政干  部特權化。國家機關成了黨的機關的附屬品，或者說黨成為國家機構的一部分、成為凌  駕于社會之上的力量。黨政官員按不同級別享有政治和經濟方面的特殊權益，因而形成  了自己的特殊利益，形成了脫離群眾的官僚特權階層，廣大勞動群眾無法感受到這些人  是代表他們掌權。二是國家權力個人化和監(jiān)督機制無效化。下級權力集中到上級機關，  各種權力都被集中到中央機關，中央的權力又集中到黨的第一書記。結果造成了個人專  斷，個人崇拜；缺乏有力的監(jiān)督系統(tǒng)和制約機制，終于使公共權力失去監(jiān)督，出現“社  會公仆”變?yōu)椤吧鐣�主人”的異化現象，并進而走向腐敗。三是干部選舉制度流于形式  ，干部選拔制度委任化。蘇聯1936年憲法雖然也規(guī)定了新的選舉制度，然而又同時規(guī)定  上級可提出甚至指令和強行委派蘇維埃候選人，等額選舉、選舉結果須經上級批準才有  效的做法，使蘇維埃選舉名存實亡。委任制使干部只對上級負責而不對人民負責，久而  久之，造成了脫離群眾、官僚主義的頑癥，造成了黨群與干群之間的隔閡，進而損害了  黨的領導的代表性。四是法制虛無化和司法機關畸形化。國家司法部門的工作受斯大林  的直接控制，內務部權力急劇膨脹，甚至凌駕于黨和國家之上。蘇共高度集權的政治體  制模式以及由此而衍生出來的官僚特權階層，使本應是人民群眾根本利益政治代表的共  產黨的代表性和合法性受到嚴重損害。
　　高度集中的思想文化管理體制主要特征是，不以馬克思主義真理的力量和嚴密的邏輯  力量解決思想理論的問題，而是憑借權力的力量壓服人；文化上、學術上的是是非非，  都要由黨組織或者黨的領導人裁決或做結論，把斯大林的言論教條化，實行文化專制主  義。這一思想文化模式，給蘇聯思想文化的發(fā)展和蘇聯社會帶來了嚴重的后果：一是僵  化、凝固的“左”的理論教條，長期束縛著人們對社會主義的認識。二是被簡單化、教  條化的馬克思主義失去了認識社會、改造社會的強大功能。三是這種文化模式不僅束縛  了人們的科學創(chuàng)新，而且消滅了一系列自然科學學派，摧殘了科學技術隊伍的精華，促  進了偽科學的發(fā)展，阻礙了蘇聯科學文化的發(fā)展，使其在同西方國家的競爭中最終敗北  。一句話，蘇聯思想文化模式長期以來違背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
　　東歐社會主義國家無論是在歷史條件還是在基本國情方面，都與蘇聯有很大的差別。  但是在冷戰(zhàn)的國際環(huán)境下，斯大林一味強調社會主義的統(tǒng)一性，反對社會主義的道路多  樣性。他把蘇聯在20世紀30年代形成的社會主義模式教條化、絕對化，強迫東歐國家接  受。1948年，東歐國家被迫放棄適合世界經濟政治形勢的變化和本國特色的、深受人民  歡迎的有生命力的人民民主道路。從此，東歐國家的共產黨人(南共聯盟除外)基本上停  止了從本國國情出發(fā)探索社會主義多種道路的嘗試，將斯大林模式移植到東歐各國，使  東歐社會主義失去了勃勃生機，造成了國民經濟的畸形發(fā)展、生產力的萎縮以及社會經  濟政治危機的爆發(fā)。東歐各國(南斯拉夫聯邦除外)也曾進行過不同程度的改革，蘇聯模  式多少有些改變，但這些改革都是改改停停、進進退退，這個模式基本的東西沒有觸動  ，其結果是東歐各國經濟社會政治發(fā)展都明顯滯后，東歐國家人民生活水平不僅沒有趕  上發(fā)達的資本主義國家，反而拉大了差距。尤為嚴重的是，東歐國家共產黨長期忽視黨  的思想建設和組織建設工作，許多黨員領導干部脫離群眾，以權謀私，貪污腐化，共產  黨失去了同工人階級和廣大勞動人民的密切聯系，使本來就不高的黨的威信繼續(xù)下降，  最后終于被人民所拋棄，教訓十分深刻。
　　　　　　二
　　從新中國成立到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的29年，中國社會的主題是解決由新民主主義轉  變?yōu)樯鐣�主義和怎樣建設社會主義兩個問題。前者的實踐(從1949年到1957年約8年)較  好地體現了“三個代表”的思想，后者的實踐(從1958年到1978年約21年)則沒有如愿地  體現“三個代表”思想。根據中國共產黨和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理論制定的、具有臨時  憲法性質的《共同綱領》，成為黨的新民主主義建國綱領。根據黨的過渡時期總路線，  我們提前完成了生產資料私有制社會主義改造，確立了社會主義基本制度。蘇共二十大  以后，黨中央和毛澤東經過慎重考慮，提出“以蘇為鑒”，探索一條有別于蘇聯模式、  適合中國國情的工業(yè)化道路，并有了良好開端。黨的八大對我國社會的主要矛盾做出了  正確論斷，強調國家的主要任務是在新的生產關系下集中力量發(fā)展生產力。由于實行了  一些正確和比較正確的方針政策，新中國成立后的前8年，我國經濟社會發(fā)展比較順利  。正如鄧小平指出的：“建國后的前8年我們搞得不錯”，[8](P269)“大大縮短了同發(fā)  達資本主義國家在經濟發(fā)展方面的差距�！盵9](P167)這是我們黨作為中國先進社會生  產力發(fā)展要求的忠實代表的充分體現。
　　與此相聯系，那時的許多政策和重大舉措也充分表明，我們黨是中國先進文化前進方  向的忠實代表。新中國成立伊始，毛澤東就向全世界宣布：“隨著經濟建設的高潮到來  ，不可避免地將要出現一個文化建設的高潮。中國人被人認為不文明的時代已經過去了  ，我們將以一個具有高度文化的民族出現于世界�！盵10](P345)在提出了“百花齊放”  和“百家爭鳴”之后，毛澤東指出：“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是促進藝術發(fā)展和  科學進步的方針，是促進我國的社會主義文化繁榮的方針”[11](P229)；“百花齊放，  百家爭鳴，這是一個基本性的同時也是長期性的方針，不是一個暫時性的方針�！盵11]  (P278)在黨的“雙百”方針指導下，我國的科學文化繁榮昌盛，呈現出一片欣欣向榮的  局面。
　　建國初期，我們黨高度重視黨的建設，開展了旨在“提高干部和一般黨員的思想水平  和政治水平，克服工作中所犯的錯誤，克服以功臣自居的驕傲自滿情緒，克服官僚主義  和命令主義，改善黨和人民的關系”的整風運動，并結合“三反”運動，清除了一批腐  敗分子。在黨的八大上，又提出了旨在整頓主觀主義、宗派主義和官僚主義的整風運動  。為了指導全黨整風，1957年毛澤東發(fā)表了《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講話  ，強調嚴格區(qū)分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把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作為國家政治生活的主  題。由此說明，黨非常想成為中國廣大人民根本利益的忠實代表。
　　在毛澤東的領導下，我們黨從1957-1976年用了長達20年時間探索中國社會主義建設道  路。就實踐上來說，為建設一個獨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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