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二十世紀末期對話體批評

論二十世紀末期對話體批評中國自古以來就有對話體傳統(tǒng)，春秋戰(zhàn)國時期諸子百家的典籍中載有多種形式的對話，《論語》實際就是用對話的形式寫成，但是均主要討論政治、經濟、文化、外交、修身養(yǎng)性等等，只偶或涉及文藝。在后來漫長的文學理論批評史上，也不曾出現(xiàn)類似西方柏拉圖式的專用對話體寫就文藝批評的《文藝對話錄》。而當歷史進行到20世紀末期，在中國，對話體批評忽由地平線上升起，并迅速蔓延開來，釀成一派蔚為壯觀的景象。這究竟是一種什么現(xiàn)象與表征呢？
　　　　一
　　很顯然，“對話”的訴求已成為我國當今文學理論批評的一種時代精神。如果說巴赫金、哈貝馬斯的現(xiàn)代“交往對話”理論和托多洛夫“對話的批評”思想都是產生重要影響的驅動力，毋寧說它首先是發(fā)自于中國文學批評現(xiàn)實土壤上的實踐。因為在以上諸人思想著作譯介之前，對話體批評就以感性實踐形式出現(xiàn)在新時期的批評中了。
　　就筆者視野范圍，新時期最早的對話體批評大概要算吳亮的《藝術使世界多元化了嗎？——一個面向自我的新藝術家和他友人的對話》（《上海文學》1981年第12期）。在人們還未意識到對話體的意義時，吳亮是怎樣想到用這一體例來闡述自己對藝術問題的看法的呢？“一九八一年初，我在一個朋友那里讀到一篇題為《我看世界》的對話體短文，記得是發(fā)表在一份由某個文化館辦的刊物上。這是一個微不足道的機緣，想不到它居然刺激了我的思維�！�…有相當一部分問題的思考一直無法明朗化，于是我就把它寫進了‘對話’，把未能形成結論的思路呈現(xiàn)于外，為一種‘過程’的引力所誘惑，可能是我從那之后不斷寫對話的一個驅策——我不知道別人怎么樣，只是意識到自己常被兩種相反的聲音纏繞著，我所能做的不過是記錄它們的彼此交談而已。”（注：吳亮《答友人問》，《批評家》1986年第二卷第四期。）這是主體實踐需要與悟性靈思碰撞下的選擇，顯示了批評者對批評內在要求的感悟與適應。
　　稍后成為吳亮等的同道者并凸現(xiàn)出對話體批評效力的，是1985年底隨著“新方法論”、“主體性”等文學觀念方法的大討論與變革中出現(xiàn)的陳平原等人的《“20世紀中國文學”三人談》（《讀書》1985年第10期—1986年第3期）。此時西方現(xiàn)代文論的引進大大打開了人們的視野，激發(fā)了人們對現(xiàn)代文化品格、現(xiàn)代思維方式、現(xiàn)代批評觀念的追求。這篇對話體批評帶有濃郁的“新”與“現(xiàn)代”的色彩，對文學研究產生了很大的影響。對話體以眾多聲音的差異、交流、互補構成一種合力的姿態(tài)，顯示出了這一思想觀念的長久醞釀與分量。反過來，這篇對話體也提高了對話體批評的地位和魅力。在此期間，不僅吳亮從1981年起陸續(xù)寫的系列“對話”結集為《藝術家和他友人的對話》出版（上海文藝出版社1989年版），而且出現(xiàn)了《南北青年評論家對話》（《語文導報》1986年第11期）、《文學的與藝術的情思—李澤厚與劉再復的文學對話》（《人民日報》1988年4月12日）等，從而使對話體批評在理論批評領域形成了一定的沖擊波，使更多從事文學研究、批評的人們越來越注意并重視這一種新鮮的有力的批評方式。
　　從此，對話體批評便以一種“新批評”之貌頻頻出現(xiàn)于報刊雜志流行起來。90年代，對話體批評的流行達到高潮。尤其1994年前后圍繞“人文精神”大討論的幾年，許多學者、專家參與了對話體批評，使一些富有思想深度和前瞻性的思考得以表達交流。諸如朱向前、陳駿濤《三種理論批評型態(tài)的交叉與互補》（《飛天》1992年第6期），蔣孔陽等《立足高標準，反對平庸》（《文論報》1993年1月2日），王光明等《曠野上的廢墟——文學和人文精神的危機》（《上海文學》1993年第6期），謝冕等《理想的文學史框架》（《上海文學》1993年第8期），李陀等《漫談文化研究中的現(xiàn)代性問題（《鐘山》1996年第5期），王曉明等《民間文化、知識分子、文學史》（《上海文學1994年第9期》），傅杰、王元化《關于近年的反思答問》（《文藝理論研究》1995年第1期），孫紹振、夏中義《從工具論到目的論》（《文藝理論研究》1997年第6期），王光明等《兩性對話：中國女性文學15年》（《文藝爭鳴》1997年第5期），丁帆等《晚生代：“集體失明”的“性狀態(tài)”與可疑性話語的尋證人》（《文藝爭鳴》1997年第1期），王干等《“新狀態(tài)文學”三人談》（《文藝爭鳴》1994年第3期），王蒙等《多元與溝通》（《北京文學》1996年第8期），錢谷融、殷國明《關于論（論“文學是人學”）》（《嘉應大學學報》1998年第4期）等等。對話體批評在整個批評中所占的份額和所起的作用都是顯著的。對此，楊揚在《90年代批評文選·序》中作了概括：“90年代文學批評表達形式的最大改變，就是由多人參與的對話體批評的流行，而且，對話成為90年代文學批評表達批評家文學思考的最主要形式�？梢哉f，90年代那些較為重要的問題，那些有著較為廣泛社會影響的批評話題，都是通過對話的形式表現(xiàn)和傳播開來的。諸如，后現(xiàn)代問題、女性批評問題、傳媒與大眾文化問題、市民社會和都市文學問題、新生代作家作品、晚生代作家作品及70年代生作家作品的評價問題等等，都可以看到不同群類批評家，以一種沙龍談話的方式，最簡潔、也最快速地將自己的意見表達出來�！保ㄗⅲ宏愃己�、楊揚編《90年代批評文選》第10頁，漢語大詞典出版社2001年1月版。）
　　　　二
　　對話體批評何以在此時異峰凸起？
　　筆者曾就此與友人探討，答曰社會轉型期思想解放的必然產物。此言似有道理。但“五四”時期中國社會從政治到經濟到文化，其轉型、開放之程度并不亞于時下，為何鮮見對話體批評呢？看來一般原理并不能替代個別分析，每一種思想運動形式都為它自己的特殊的矛盾、根據(jù)所規(guī)定。對話體批評的崛起，與特定時期批評的環(huán)境、需要、文體意識密切相關。
　　20世紀末期是一個在某些方面相似于“五四”時期而又在本質上相異的特殊時代，是一個由中國的百年現(xiàn)代進程實踐與世界開放對話潮流所決定的全面、自覺走向現(xiàn)代化的時代。如果說在社會轉型上，在外來思想、知識體系的引進上，在追求科學、民主和社會進步上，二者有許多共同點；但在社會性質上、歷史進程上以及整個經濟、政治、文化形態(tài)上則各有其特殊的規(guī)定性�！拔逅摹睍r期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處于“德先生”、“賽先生”現(xiàn)代啟蒙階級，民主與科學意識遠未自覺，社會主要矛盾是民主革命與封建專制之間的對抗性矛盾，社會關系亦是對抗性的階段斗爭關系，因而整個語境是一種充滿對立、斗爭的激烈革命時代。由此決定了文學批評主體很難有平和的心態(tài)，不同觀點、觀念之間不是平等、討論、溝通、共存的關系，往往是唯我獨尊的批判、打倒的關系，所以，　《新青年》倡導“文學革命”，便不可能以溫和的討論對話體形式推出，而是先由胡適發(fā)表《文學改良芻議》，發(fā)出第一聲吶喊，隨后陳獨秀發(fā)表《文學革命論》，予以聲援。在創(chuàng)造社與文學研究會“為藝術”、“為人生”的觀點之爭中，亦缺乏平心靜氣的討論、對話。在30年代“國防文學”與“民族革命戰(zhàn)爭的大眾文學”兩個口號論爭中，更是唇槍舌劍、“匕首”“投槍”、有你無我。表面上呈現(xiàn)出多元化的形態(tài)，但批評主體的潛意識仍是封建傳統(tǒng)的“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一元論觀念，竭力打敗一方標立一方。相比于那個“打倒”與“革命”的時代，20世紀末期則是一個“走向交往對話的時代”（注：錢中文《文學理論：走向交往對話的時代》，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歷經近百年曲折的現(xiàn)代化進程，中國社會逐步實現(xiàn)民主與科學的現(xiàn)代轉型，社會主要矛盾轉為發(fā)展生產力與滿足廣大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精神需要的非對抗性矛質，整個語境更為寬松、開放、自由。由此決定了文學批評主體平等交流的心態(tài)，無論對域外文學、民族傳統(tǒng)文學還是新型文學，不同觀點、觀念之間形成了討論、碰撞、理解、共存的關系，即所謂“眾聲喧嘩”。正是這樣一種時代文化語境為對話體批評的興盛創(chuàng)造了可能。
　　文學批評活動有自身的發(fā)展邏輯，并非民主、開放時代就一定產生對話體批評。其實，20世紀末期對話體批評的興盛更直接地源起于現(xiàn)實批評實踐的呼喚和批評自身現(xiàn)代性的內在要求。自從20世紀以降，在近代實證主義思潮和人本主義思想影響下，打破了傳統(tǒng)的印象——體驗——評點式批評的舊格局，文學批評走向了從大處著眼進行科學的理論分析、歸納、綜合概括地把握的運思方式，在批評文體上形成了重事實、重演繹、強調理性分析和邏輯結構的特征，并成為20世紀基本的和通行的批評形式。然而，這種文體在顯示出先進性的同時卻也構成對文學批評某些內在本性、要求的遮蔽，例如忽視文學批評的感覺體驗性、靈思生發(fā)性、交流討論性等等。固然，這一欠缺可以由其它文體形式補充，象隨筆體、書信體等，然而隨著文學批評日益歸附于政治特別是被迫與極左政治、陰謀政治聯(lián)姻，批評的個體體驗性、交流討論性也就實際上被扼殺，使論說體批評趨于一尊以至演化為極度的獨語獨斷——不可討論、不可質疑的權威性定論發(fā)布，如“文革”中梁效、池恒等的文藝評論文章即是典型例證。顯然，這種專制獨斷與文學批評探索、討論的本質是根本相悖的。因而，當推翻和批判了極左政治、進入改革開放的歷史新時代，當批評本體性和批評主體性被發(fā)現(xiàn)被確認、批評取得相對獨立時，僅僅那種獨語論說體就再也不能滿足批評的需要。批評面對無數(shù)新老問題和不同主體角度的批評話語，迫切需要辨析，需要兩種或更多聲音的交流、交鋒。于是，在1981-1982年前后，出現(xiàn)了大量的商榷性文章，諸如魯樞元的《關于靈感的一點質疑——與莊某某同志商榷》（《上海師大學報》1980年第2期）、周來祥和欒貽信《也談藝術的本質——與何新、涂途商榷》（《學習與探索》1982年第2期），等等。這些文章已表現(xiàn)出批評走向平等對話的現(xiàn)代轉型。我以為這便是對話體批評的現(xiàn)實生發(fā)基礎和前奏。新時期文學變化之速、花樣之多、更迭之頻繁，當屬建國以來所未見，來不及思考成熟，也不可能做出定論，而又需要在短時間內做出迅速的反應，這亦向批評提出了新的挑戰(zhàn)�！拔覈�文學多范式多話語共生的現(xiàn)實迫切需要相互間的交流和溝通，熱烈呼喚著相互理解和融合。而當代各種理論話語的成熟與發(fā)展也為對話主義的歷史性出場提供了現(xiàn)實可能性。”（注：金元浦《對話主義的歷史性出場》，《文藝報》1999年2月4日。）應對現(xiàn)實實踐的需要，適應批評現(xiàn)代性的內在要求，就成為批評活動的一種合乎邏輯地發(fā)展的規(guī)定，構成對話體批評的直接機緣。
　　對話體批評的產生和流行，還在于批評主體思想形態(tài)的變化和文體意識的自覺與追求。否則，頂多延續(xù)“商榷”的路子，而不會出現(xiàn)對話體批評。但實際上，新的批評環(huán)境已經為其創(chuàng)造了可能的主體。從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思想解放運動到90年代社會全面進入市場經濟，從80年代初各種西方哲學文論的引進到90年代前后對復調對話理論的擁戴，改革開放的大氣候和西方現(xiàn)代觀念的滲透，都在精神深處激發(fā)批評家們走句批評意識的覺醒與自覺。尤其新一代批評家，絕少歷史的保守與慣性，更不安于現(xiàn)狀，力圖開拓創(chuàng)新。而對文學的多維、多層面的復雜形態(tài)，面對批評的多維、多聲音纏繞，無論理解中的矛盾、困惑與焦慮，還是渴望交流或引起他人的關注與討論，都使他們深感長期習用的獨語論說體表達的不適，這就形成了他們突破單一形式尋找新形式的追求和興趣，從而與對話體批評在20世紀末期的歷史緯度上相遇。我們不妨看看他們自己的心路坦陳：“寫對話的一個驅策……只是意識到自己常被兩種相反的聲音纏繞著，我所能做的不過是記錄它們的彼此交談而已”（注：吳亮《答友人問》，《批評家》1986年第二卷第四期。）；“當我寫下本文的標題時，一個聲音——另一個自我的聲音，便立刻冒出來找我辯難，……既然雙重自我在互相辯難，那么，我‘照實錄之’，作為一種別無選擇的選擇，也許正是一種哲學的和藝術的寬容”（注：王瑋《文學的“一”》，《文學評論》1986年第4期。）；“我們之間有一些共同點，自然也存在差異，這就使我們可以從多種角度提出不同的看法。我相信，對話不僅使我們進一步認清自己，也有助于了解目前批評界的動向和發(fā)展，為深化中國當代文學批評做出自己的努力”（注：《文學批評的現(xiàn)狀及發(fā)展的可能性》主持人陳美蘭語，《上海文學》1994年第7期。）；“互相不一定達成什么共識，可以構成一種立交橋式的景觀，既是對國際文化討論的一個回應，又是對中國大陸本身的文化討論的參與”（注：《重估“現(xiàn)代性”》主持人張頤武語，《黃河》1994年第4期。）。由此可見，眾多批評主體對對話體批評的文體意識和策略運作，決定了對話體批評的翻舊出新和異峰凸起。
　　　　三
　　任何形而下的形式問題都不僅僅是一個表面的形式問題，其中必然與某種形而上的追求相關。新的批評形式是與新的批評意識、取向分不開的。透過對話體批評的流行，可以看到批評的一種新的精神向度。
　　這種批評的新的精神向度即是一種現(xiàn)代精神向度。對話體批評鮮明地體現(xiàn)了文學批評的現(xiàn)代性訴求：獨立與開放，自由與平等，多元與對話，理解與交往，真誠與坦率，等等。
　　傳統(tǒng)文學批評往往具有依附的、一元的、封閉的、極端的等精神特性。黃曼君指出，中國古代文學理論批評在總體發(fā)展上趨向狹隘、保守、泥古、僵化，從以道統(tǒng)文、以文載道，到近代過分強調文學的政治功利性，再到20世紀愈益嚴重的教條化、單一化（注：黃曼君《中國20世紀文學理論批評的歷史、邏輯進程》，《三峽大學學報》2001年第2期。）。在文學批評史上形成了種種狹隘陳舊的批評向度：或者把批評看作個人孤立的獨語活動，或者把批評看作唯我獨尊的裁判，或者把批評當成批駁斗爭的工具，或者把批評作為政治判斷、判決。正是鑒于這一切，在20世紀末期改革開放、開拓創(chuàng)新的時代潮流下，文學理論批評反思自身局限，續(xù)接“五四”開創(chuàng)的現(xiàn)代化傳統(tǒng)，開始重新走向現(xiàn)代獨立、科學的批評活動。多年來一些學者不斷強調文學批評的現(xiàn)代性，錢中文主張“新理性精神”，認為“巴赫金的對話主義，可以促使我們反思我們以往的思維方式，逐漸消除一百多年來形成的那種具有極端性的非此即彼的二分法思維，并在歷史的整體性的觀照中建立起健全的、開放的和具有一定價值判斷的亦此亦彼的思維方式”（注：《第三屆中美比較文學雙邊討論會述評》，《文學評論》2002年第1期。）。許多學者都倡導文學理論批評“自我主體與他我主體間的對話、交往和理解”，“在人與人之間、個人的思想與思想之間應有一種新型的平等交往的對話關系”（注：《“新理性精神與文學研究方法論全國學術研討會”綜述》，《文學評論》2002年第1期。）。這是一種超越傳統(tǒng)批評意識的現(xiàn)代精神向度。新興的對話體批評無疑以其外在的對話行為和直觀的對話形式、對話內容，更直接、更強烈地體現(xiàn)了這一精神向度。
　　首先，對話體批評以兩種或兩種以上聲音話語的共存、論辯、探索，標示出一種獨立與開放的現(xiàn)代學術追求。而這在很長時期的文學批評歷史中是不存在也不可想象的。“獨立”，意味著不依附于政治或別的什么而具有獨立自主性；“開放”，意味著不孤立保守或封閉而具有包容性。正如巴赫金認為的那樣，在社會中存在的人，總是處于和他人的相互關系中，不存在絕對的真理擁有者，也不存在任何壟斷話語的特權者，自我與他人的對話關系，便構成了我們真正的生命存在：“一切都是手段，對話才是目的，單一的聲音，什么也結束不了，什么也解決不了。兩個聲音才是生命的最低條件，生存的最低條件�！保ㄗⅲ喊秃战稹锻铀纪滓�夫斯基詩學問題》，第344頁，三聯(lián)書店1992年版。）例如，由“朦朧詩”該不該有明確的主題的爭辯到藝術的社會效能、藝術的多元化等問題的討論，這在政治高壓時期都屬于禁區(qū)，但在思想解放之初的1981年，吳亮就以獨立的文學學術立場對原有定論提出懷疑和思考，對思考中的亦此亦彼的兩種聲音抱以一種開放的態(tài)度，睿智地采用了對話體形式來表達，其學術意識是顯在的：“承認雙方共同的合理存在。存在是不可能被某種意見抹煞的，對此我深信不疑。……在對話的寫作過程中，尤其是陷于雙方的沖突里的時候，我常常覺得有種快慰，發(fā)現(xiàn)世界真是十分的慈祥和寬容——因為它能容納一切彼此矛盾的事物，包括人的種種不相同的認知。”（注：吳亮《答友人問》，《批評家》1986年第二卷第四期。）再如1985年陳平原等的對話體《“二十世紀中國文學”三人談》，正像吳炫指出的：“這個文學研究觀念是應學術界和文學界解放思想、突破政治對文學束縛的時代性要求而產生的，也是應‘中國文學的現(xiàn)代化’這一文化召喚而誕生的。”（注：吳炫《中國當代文學批判》第323-324頁，學林出版社2001年8月版。）這篇對話體批評不僅以獨立于政治性現(xiàn)、當代分期之外的“二十世紀”整體文學觀及全球化視野顯示出獨立與開放的學術追求，同時以對話的交談、探討形式顯示了思想的敞開性和不孤立封閉的科學交流精神。1993年謝冕等《理想的文學史框架》提出了“當代文學”這一概念依附于政治而非基于文學的非科學性與重寫文學史的問題，對此，有肯定支持的，有認為條件不成熟表示懷疑的，有引伸展開思索的，都表明了批評者精神深處學術獨立與開放的現(xiàn)代性取向。
　　其次，對話體批評以個體平等自由對話或相互獨立的一個個小圈子的“眾聲喧嘩”，鮮明地顯現(xiàn)出多元化與民主化的現(xiàn)代理性精神�！懊裰鳌薄ⅰ捌降取�、“自由”是自“五四”時就倡導的人文理想，“多元”與“對話”主要是當今時代的“新概念”。其實，它們彼此是互為前提與互動的關系，共同地與“專制”、“獨尊”、“一元”、“自封”相對立，共同地反映著一個真實的豐富多彩的人化世界的要求。然而，這一要求的實際上能夠實現(xiàn)，只有到了20世紀末期改革開放的歷史新時期才有可能，并且強烈地在對話體批評中表現(xiàn)出來。對話體批評的這一精神趨向有一個從自發(fā)到自覺的過程，它的真正的理論自覺，無疑與巴赫金的“對話主義”和托多洛夫“對話的批評”等現(xiàn)代思想的影響、推動分不開。從他們的觀點看來，思想不是生活在孤立的個人意識中，如果僅僅這樣就會退化以至死亡。思想只有同他人別的思想發(fā)生重要的對話關系之后，才能開始自己的生活，也才能形成、發(fā)展、尋找和更新。所以我們看到，從1986-1988年托、巴譯著和思想傳播開后，對話體批評驟增并流行起來。這實際上表明更多批評主體精神意識的一種現(xiàn)代轉型和現(xiàn)代性追求，他們在通過對話體批評來實驗和標舉新的理念。例如，在《南北青年評論家對話》中，便可感到由沖突、否定、爭辯、協(xié)同、多主題、多角度等等融合為一種平等自由的氣息撲面而來。與此松散的非限定主題的對話不同，90年代更多出現(xiàn)了主題明確的學術共同體或學術沙龍的對話，諸如武漢片陳美蘭主持的、上海片王曉明主持的、北京片謝冕主持的及張頤武主持的對話等，均在二次以上，形成了不同的小圈子態(tài)勢。這類對話顯示出雙重的多元、民主、對話效應，不僅是圈子內部個人與個人間的，同時也是圈子與圈子間不同理論主題話語的，創(chuàng)造出一種網絡式的多元、民主、對話的局面。此外，還有各種類別的訪談對話、友人對話、報刊編輯組織的對話等，也都匯聚在這股潮流中。
　　再次，對話體批評以未完成性、未定論性和“把靈魂向對方敞開”的探討交流性，超越了傳統(tǒng)的“自我中心”和結論歸一，突現(xiàn)出注重理解與交往的現(xiàn)代批評精神�！袄斫狻奔粗黧w間的尊重、寬容和價值意義探求，“交往”即相互交流、溝通、互動。在當今世界全球化之下，理解與交往已成為時代潮流，哈貝馬斯的現(xiàn)代交往理性理論深刻影響了中國思想文化界。批評家們愈益由傳統(tǒng)的主體性理論轉向主體間性理論，拋卻孤立自在的研究，注重他者主體的發(fā)現(xiàn)，注重交往行為和在對話的互動狀態(tài)中理解。而對話體批評便源于此種精神又凸現(xiàn)出此種精神。請看《當前文學創(chuàng)作和理論批評四人談》中的主持人語：“近幾年來，……也出現(xiàn)了一些值得思考、值得注意的問題。這些問題，今天看來，需要認真反思、總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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