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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張說推動盛唐詩歌高潮到來的曲折過程
論張說推動盛唐詩歌高潮到來的曲折過程 【內(nèi)容提要】
本文從張說與時代之間的具體關系入手,著重描述了張說在一種極為困難的環(huán)境中,是如何通過自己個人的努力,采取迎合并潛移默化地改變玄宗的方式,在復興了宮廷詩壇之后,進而引發(fā)盛唐詩歌高潮到來的曲折過程,修正和豐富了學界現(xiàn)有的相關結論。
【關鍵詞】 張說 玄宗 盛唐 詩歌高潮
關于張說與盛唐詩歌高潮的關系,前人成果主要表現(xiàn)為兩點:一是著重強調(diào)了張說獎掖后進之舉對盛唐詩壇的意義;二是初步指出了張說的文學思想對盛唐詩歌風貌的引導作用(1)。但這兩點還都只是單純強調(diào)張說文學活動、文學思想本身的意義所在,并沒有將它們與其時代背景結合起來進行動態(tài)的考察,因而并沒有揭示出張說推動盛唐詩壇高潮到來的具體過程。有鑒于此,本文從張說與其所處時代之間的關系入手,著重描述張說在初唐詩壇的終結之后,是如何推動詩壇走向復興,進而達到盛唐高潮的曲折過程,使我們對張說推動盛唐詩歌高潮到來的重要意義有一個更為具體的認識。
一 開元初期詩壇的斷裂及其原因
考察張說與其所處時代之間的具體關系,要從初唐詩壇的終結說起。值得注意的是,初唐詩壇的終結,并不像通常認為的那樣,主要在于創(chuàng)作人才的缺乏。恰恰相反,它是在大量具有創(chuàng)作能力的文士集中到京城之后才正式完成的:這一點相當耐人尋味。
初唐詩壇的終結經(jīng)歷了由宮廷轉(zhuǎn)向地方、又由地方回到京城的曲折過程。大約在開元二年左右,由于政局的改變,景龍詩人集體退出歷史舞臺,而新進文士還沒有成長起來,初唐以來一直保持穩(wěn)定發(fā)展的宮廷詩壇開始青黃不接,這一點眾所周知,不需贅述。盡管如此,初唐詩壇并未完全終結。隨著景龍詩人群體中部分人員的外貶以及開元新進士子的外出,初唐宮廷詩壇轉(zhuǎn)而由地方承續(xù)了下來。從開元二年到開元五年,南方的三個詩歌創(chuàng)作群體極為引人注目。一是以張說為中心,包括趙冬曦、尹懋以及過往官員姚紹之、王琚、王熊等人在內(nèi)的岳州詩人群體;二是被貶到蘇州的景龍詩人武平一與青年詩人王灣、儲光羲等人的唱答(2);三是于開元二年應手筆俊拔、哲人奇士隱淪屠釣、賢良方正三科登第的孫逖在赴山陰尉途中以及到任后與各地詩人頻頻進行的詩歌唱和(3)。這三個詩歌創(chuàng)作群體在一定程度上承續(xù)了已經(jīng)中斷的宮廷、京城詩壇。因此,初唐詩壇在經(jīng)過重大挫折之后,由宮廷、京城走向了地方,其連續(xù)性并未徹底斷絕。
然而,由于各個創(chuàng)作群體主要詩人人生際遇的改變,從開元五年起,一度活躍的地方詩壇開始陷入沉寂。張說于本年遷往荊州(4),以他為中心的岳州詩人群體隨之解散。張說很快又由荊州前往并州擔任軍職,軍務繁忙,很少有機會進行詩歌創(chuàng)作(5),更不用說形成一個新的詩人群體。孫逖本年被授秘書正字,從山陰尉調(diào)往京師(6),其南方之行到此結束。在蘇州,王灣也于本年被調(diào)往京城參加圖書整理(7),以他與武平一為主的詩歌唱和也宣告終結。這樣,在開元五年,地方詩壇既有的三個創(chuàng)作群體均告解散。
然而問題還不僅在此。從本年開始,出于整理、編次圖書的需要,開元朝廷開始大量抽調(diào)文士聚集京城。經(jīng)過開元五年、開元六年、開元八年三次抽調(diào),京城、地方上的優(yōu)秀文士最后幾乎都被聚集到了麗正書院(8)。至此,地方詩壇既有的、潛在的創(chuàng)作人才幾乎被抽調(diào)一空,其連續(xù)性完全斷裂。但是,聚集到京城的麗正文士群體卻沒有使詩壇在京城獲得重續(xù)。翻檢現(xiàn)存的各種有關唐代文獻,不僅不能見到他們在這四年之間進行群體創(chuàng)作的相關記錄,甚至很少發(fā)現(xiàn)他們個體創(chuàng)作的痕跡。盡管這其中不能排除文獻散佚的原因,但麗正學士沒有像前此的珠英學士、修文館學士那樣形成有規(guī)模的詩歌創(chuàng)作,沒有承繼宮廷詩壇的連續(xù)性則是不爭的事實。因此,自開元五年起,隨著地方詩壇的斷裂,整個初唐詩壇完全終結。
初唐詩壇是在大量具有創(chuàng)作能力的文士聚集到京城之后才正式終結的,這表明詩壇的斷裂并不完全在于詩人的缺乏,而是另有更為復雜的背景。在這些方面學界已經(jīng)展開了一定的探索。如趙昌平認為這種局面的產(chǎn)生主要有兩點:一是時代風氣的轉(zhuǎn)變與詩史自身的發(fā)展規(guī)律使然;二是詩壇缺少足以領袖群彥的杰出詩人(9)。杜曉勤則以汪先生“吏治與文學”之爭的觀點為根據(jù),認為正是姚崇、宋璟等吏治派官員的用事,打擊壓制文學之士,抑制了開元初期詩壇的發(fā)展(10)。應該指出,開元初期詩壇的持續(xù)低靡與這些因素不能說毫無關系,但所有這些都還不是根本所在,因為這些分析并不能回答一個關鍵性的問題:為什么在文士聚集的麗正書院里也無法維持最基本的創(chuàng)作局面?
筆者認為,開元初期詩壇斷裂的關鍵因素在于玄宗。開元初期,玄宗并不喜歡詩歌創(chuàng)作和文人作派,同時又追求極為直接的政治功利。他將這種個人喜好與政治觀念以君主的權威隨意地施用到現(xiàn)實的政治生活當中,并借助儒家正統(tǒng)觀念對之加以合理化、權威化,從而在實際上形成了一股由最高權力支持、有權威理論基礎的阻礙力量。這股力量以宮廷為中心,直接覆蓋朝廷、京城,對當時的詩壇形成了現(xiàn)實與意識兩個層次的抑制。這才是導致開元初期詩壇持續(xù)低靡的根本原因。
在談到盛唐詩歌高潮的形成背景時,很多人都會強調(diào)玄宗的個人愛好在其中的引導作用。這樣的觀點至少與開元九年之前的事實不符。開元九年之前的玄宗并不熱衷于詩歌創(chuàng)作。在誅殺韋后、成為太子之前,玄宗曾擔任右衛(wèi)郎將、尚輦奉御與衛(wèi)尉少卿等武職,頻頻與皇宮衛(wèi)士等武人交往,但很少接觸文士:這可能是出于為政變爭取主要力量的考慮。因此,此期的玄宗偏重于武,而不是文。他也很少創(chuàng)作詩歌。直到景云二年在成為太子之后,玄宗才有與張說、沈佺期等人唱和的記錄,并曾作詩二首(11)。這大概有籠絡文士的目的。盡管如此,玄宗對于創(chuàng)作詩歌仍然缺乏熱情。從此時起直到開元九年,玄宗有明確記載的詩歌創(chuàng)作只有一次,在開元八年三月。大概玄宗主動作詩的機會實在太少,起居舍人蔡孚甚至請求將它編入國史(12)。舍此以外,在玄宗流傳下來的六十三首詩、兩個斷句中,絕大部分幾乎都可以肯定是創(chuàng)作于開元九年之后,與張說有關。
早期的玄宗也不喜歡文人作派。他以一聯(lián)詩歌黜退孟浩然的傳說雖然未必真實,但其中所顯示的他對文人作風的不滿卻并非空穴來風�！短妻浴份d:“薛令之,閩中長溪人,神龍二年及第,累遷左庶子。時開元東宮官僚清淡,令之以詩自悼,復紀于公署曰:……上因幸東宮覽之,索筆判之曰:’啄木觜距長,鳳皇羽毛短。若嫌松桂寒,任逐桑榆暖�！钪虼酥x病東歸�！�(13)啄木鳥嘴長,意指其言論之多;鳳凰毛短,則是譏其學問華麗然而不切實用。玄宗針對的正是文人的通常作派。又《資治通鑒》載開元六年四月:“河南參軍鄭銑、朱陽丞郭仙舟投匭獻詩,敕曰:‘觀其文理,乃崇道法,至于時用,不切事情。宜各從所好。’并罷官,度為道士。”(14)在詩歌中表達出世的愿望是通常性的題材,也是文人的一般作派,并不完全出于真心。玄宗這一做法表明,他不能理解、也不能接受文人這種作派。
玄宗在開元初期對詩歌創(chuàng)作和文人作派的這種態(tài)度既是他的個性、喜好使然,同時也與他在此時的政治理念有關。開元初期,出于整頓、建設政局的需要,玄宗極其重視經(jīng)濟、軍事力量的發(fā)展。但這種重視并不來自于傳統(tǒng)的儒家政治觀念。儒家也重視經(jīng)濟力量的發(fā)展,但在經(jīng)濟發(fā)展之后,還有一個禮樂教化的層次。孟子曾說“養(yǎng)生喪死無憾,王道之始也”(15),既重視百姓的日常需要,同時又認為這只不過才是政治建設的開端;孔子也發(fā)表過先富然后教之的觀點(16)。而玄宗對經(jīng)濟、軍事建設的重視,是在重用姚崇、宋璟等吏治派官員的同時,完全拒斥了主張禮樂治國的張說。因此,玄宗的這種重視,不是本自儒家的王道政治理念,而是法家躁進、功利的政治觀的反映。從這種追求直接、現(xiàn)實功效的政治理念出發(fā),玄宗甚至拒斥了在傳統(tǒng)中一直受到尊崇的禮樂治國主張。既然如此,何況是還被正統(tǒng)儒學觀念視為雕蟲小技的詩文創(chuàng)作?《禁判策不切事宜詔》、《遣宣撫諸道制》、《令舉實才詔》、《令優(yōu)才異行不限常例詔》、《試文詞舉人賜食敕》等詔令所表達的,正是他從政治建設的角度對不切時用的詩文創(chuàng)作、文人作派的拒斥(17)。
由于玄宗對詩文創(chuàng)作、文人作派的拒斥乃是基于其個人的喜好以及功利的觀念,在具體的施行當中,就難免會出現(xiàn)隨意的、極端的非理性態(tài)度。以上文所舉玄宗將鄭銑、郭仙舟度為道士事與宋璟對同類事情的處理相比較,可以發(fā)現(xiàn)玄宗的這種傾向。開元六年三月,“有薦山人范知璿文學者,并獻其所為文,宋璟判之曰:’觀其《良宰論》,頗涉佞諛。山人當極言讜議,豈宜偷合茍容!文章若高,自宜從選舉求試,不可別奏�！�(18)同樣是不認可,宋璟認為“文章若高,自宜從選舉求試”,這是以遵循正常、合法的選舉程序為前提,并沒有讓偏見主宰自己;而玄宗將鄭、朱二人度為道士,不僅不符合考核官員的標準、程序,而且構成了對二人的人身侮辱,顯然過于極端。
與此同時,玄宗對時用的文章、文風卻優(yōu)寵有加。在《遞還張希嶠詔》中,玄宗自己述說了一件極有對比意義的事情。他說張希嶠的上表“詞義鄙淺,有同諧弄。據(jù)其不遵理度,固合與罪”,但出于“但能會理,不責其文”的考慮,并沒有給予處罰(19)。另外,玄宗在開元初期極其欣賞蘇颋切于時用的制誥才能,曾對蘇颋說:“方美官缺,每欲用卿,然宰相議遂無及者,朕為卿恨。”最后他還是將蘇颋從工部侍郎直接拔擢為中書侍郎。在拔擢之前,他征詢宰相的意見:“有自工部侍郎得中書侍郎乎?”宰相回答說:“陛下任賢惟所命,何資之計?”(20)這表明玄宗對蘇颋的拔擢并不符合通常的選拔程序,宰相對此有意見,但最后還是表示了妥協(xié)。顯然,按照考核、選拔的標準和程序,鄭銑、郭仙舟本不該被度為道士,而張希嶠、蘇颋也不該受到優(yōu)寵。他們對比鮮明的命運顯示出,玄宗是以君主的權威將自己極端、隨意的非理性態(tài)度施用到了現(xiàn)實的政治生活之中。
但玄宗在將這種非理性態(tài)度施用到現(xiàn)實的政治生活之中時,卻借助了儒家思想中崇尚大雅、尊重鴻儒的正統(tǒng)觀念。他指責詩文創(chuàng)作時,認為它們是“廣張華飾,何大雅之不足,而小能之是銜”(21);他壓制文人作派時,認為他們“問禮言詩,惟以篇章為主;浮詞廣說,多以嘲謔為能”的行為是“舍茲確實,競彼浮華”,會“使講座作俳優(yōu)之場,學堂成調(diào)弄之室”,造成“假令曹張重出,馬鄭再生,終亦藏鋒匿銳,閉關卻掃者矣”(22)的后果。這些指責、壓制都是以詩文創(chuàng)作、文人作派有害于儒學正統(tǒng)學風的名義而進行的。但正如上文所述,玄宗并不真正認同儒學。因此,從根本上說,玄宗的這種作法是為自己隨意的非理性態(tài)度謀求正統(tǒng)觀念的理論支持。
玄宗本來個人化的、隨意的非理性態(tài)度在獲得了儒學正統(tǒng)觀念的理論支持后,不僅具有了最高的行政權力,同時也具有了權威的思想力度。文學之士對玄宗這種非理性行為的反抗不惟在現(xiàn)實的政治秩序中無能為力,在理論、思想上的正當性也無從談起。因此,開元初期文學之士、文學行為的被壓制就不僅僅局限于現(xiàn)實的政治生活,而且深入到了意識形態(tài)之中,成為一種全面的被壓制。他們的命運也就幾乎完全陷入了決定于人主的喜樂、沒有任何恒常保障的境地。而從上文所引的材料來看,玄宗的這種態(tài)度不僅存在于朝廷之中,而且散發(fā)開來,籠罩了整個京城。顯然,只有在這樣的背景中,麗正學士們在聚集多年的情況下,仍然極少涉足詩歌創(chuàng)作活動這一奇特的現(xiàn)象才可以得到較為圓滿的解釋。
二 張說推動玄宗政治理念的改變與宮廷詩壇的復興
從上文可以看出,玄宗對詩文創(chuàng)作、文人作派的拒斥深入到了意識形態(tài)的層面,這就決定了他不可能主動改變自己的這種偏見,而滿朝的吏治派官員也不可能給他提供改變態(tài)度的契機。因此,開元詩壇要突破現(xiàn)有局面,必須要有新鮮因素的介入。
正是張說的重返朝廷成為了改變玄宗偏見的契機。張說一貫主張禮樂治國,他的再次回歸造成了對現(xiàn)有吏治格局的突破。然而張說的再次回歸并不是因為他的文治理念得到了玄宗的主動認可,而是在于他主動迎合了玄宗追求時用的政治觀念,并以這方面的突出成績重新博得了玄宗的好感。
張說與玄宗關系的改變始于開元七年。這一年,張說以右羽林將軍檢校幽州都督的身份戎服入朝,明確地表示“文武皆王事,輸心不為名”,自覺地放棄了文臣身份,甘作武將。這無疑正是對玄宗輕文人浮華、重吏臣實干傾向的逢迎。從“帝大喜,授檢校并州長史,兼天兵軍大使,修國史,敕赍稿即軍中論撰”(23)來看,這種逢迎取得了積極的效果。張說并以突出的實干成績顯示了自己這種改變的決心。在任職幽州、并州期間,他勤于軍務,成功地安撫九姓、平定康待賓叛亂,解決了唐朝北方長期存在的邊境隱憂,顯示出了卓越的軍事才能。正是由于這種能力得到玄宗的認可,張說才得以以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的身份再次入朝(24)�！巴袝T下三品”是指本官位卑,以特任的身份參與侍中、中書令等正職宰相的議政決策(25)。因此,盡管張說已經(jīng)廁身宰相之列,但他的本職仍是兵部尚書,身份還是軍事將領。他所被認可的,是軍事能力,而不是文治理念。
盡管是以軍事將領的身份重新入相,但張說畢竟是文士出身,這一點玄宗素來深知。而且,在開元初創(chuàng)時期,張說對玄宗曾有扶立大功。這樣,當張說放低姿態(tài),主動逢迎玄宗并且表現(xiàn)出了相當?shù)恼\意、才能之后,玄宗勢必也要表現(xiàn)出一定姿態(tài)的回應。開元十年閏五月送張說巡邊的事件是這方面的最好例子。送將巡邊主要是一種軍事的而不是文學的行為。但在這次送行活動中,詩歌創(chuàng)作成為了主角,而發(fā)起者正是玄宗。僅就目前還能見到的文獻而論,玄宗的倡導就有十七人留下了和作,規(guī)模之大,開元以來還從未有過。而且,在這次詩歌唱和活動中,玄宗還刻意稱道了張說的學識與文學才能:“茂先慚博物,平子謝文章�！�(26)這顯然與他此前拒斥詩歌創(chuàng)作、文人作派的態(tài)度根本不同。玄宗這種反常的行為更像是對張說低姿態(tài)的一種回應。但正是這種姿態(tài)上的回應,使得玄宗開始涉足詩歌創(chuàng)作,從而主動打破了由他導致的、壓制詩歌創(chuàng)作的堅冰局面,為詩壇在朝中的復蘇提供了契機。
隨著這種彼此低姿態(tài)回應的進一步深入,張說與玄宗之間的詩歌唱和漸趨頻繁,玄宗逐步領略到了文學創(chuàng)作的表現(xiàn)能力。開元十一年正月,玄宗北巡,車駕過上黨金橋�！吧弦姅�(shù)十里間旌纛鮮潔,羽衛(wèi)整肅,顧謂左右曰:‘張說言我勒兵三十萬,旌旗徑千里,校獵上黨,至于太原(見《后土碑》),真才子也!’”(27)這是對張說文學表現(xiàn)能力的由衷贊嘆。到了此年二月,玄宗任命張說兼中書令,詔令中特地指出張說“道合忠孝,文成典禮,當朝師表,一代詞宗”(28),這表明玄宗甚至在政治生活中也認可了張說的文學才能。顯然,在與玄宗的接觸中,張說已經(jīng)潛移默化地改變了玄宗對待詩歌創(chuàng)作的態(tài)度。
在潛移默化地改變玄宗對待詩歌創(chuàng)作態(tài)度的同時,張說也改變、提升了玄宗的政治理念。如同前文所述,開元初期,玄宗的重視經(jīng)濟、軍事建設,實則是他躁進、功利的法家政治觀念的反映,他并不真正認同儒家禮樂治國的政治理念。因此,盡管他在表面上也曾對儒學、儒學人士表現(xiàn)出一定的尊重,但骨子里并非如此。這方面較有代表性的例子是開元前期修書學士們的遭遇。修書本是文化、禮樂建設的一個方面,但在修書的過程中,太仆卿王毛仲曾經(jīng)“奏罷內(nèi)料”,這一建議近乎對學士們的人身侮辱,但玄宗并未加以反對;而修書完成之后,玄宗也沒有按照慣例給學士們以任何賞擢(29)。顯然,開元初期的文化建設主要是一種表面文章,玄宗并沒有真正認識到文化、禮樂建設在鞏固政權方面的遠大意義。但隨著張說對玄宗影響的逐步加深,玄宗的這種觀念日趨改變。到了開元中期,當中書舍人陸堅像早期的王毛仲那樣,認為麗正學士們無益于國家、空致財務費損并主張廢罷時,張說明確指出“今之麗正,即是圣主禮樂之司,永代規(guī)模不易之道。所費者細,所益者大。陸子之言,為未達也”。這一次,玄宗認可了張說,疏遠了陸堅(30)。而在陸堅議論后不久,玄宗詔改麗正殿書院為集賢殿書院,以張說知掌院事。開元十三年四月五日,張說赴集賢殿書院上任,玄宗賜宴賦詩,有“所希光史冊,千載仰茲晨”之語(31),對儒士們寄予了無限的尊重與期許。顯然,此時的玄宗已經(jīng)認識到了文化、禮樂建設對于政權建設的重要意義,他的政治理念已經(jīng)從初期躁進、浮淺的功利層次上升到了博大、深厚的王道層次,與張說的主張趨向一致。這樣,張說對玄宗的改變,就深入到了思想理論的層面。
張說對玄宗這兩個方面的改變直接促成了詩壇在宮中、朝廷的復蘇。首先,隨著政治理念的提升,玄宗對儒學、儒士的“不切時用”有了深刻的理解,不僅不再像以前那樣簡單粗暴,反而多了一份欣賞�！杜f唐書?李邕傳》載:“十三年,玄宗車駕東封回,(李)邕于汴州謁見,累獻詞賦,甚稱上旨。”(32)李邕所上的詞賦自然談不上時用,但他的命運顯然并非開元六年的鄭銑、郭仙舟可比:如果地方官嚴格地執(zhí)行了玄宗的命令,則他們已經(jīng)做了七年道士了。更為突出的例子是鄭虔。史載:“玄宗愛其才,欲置左右,以不事事,更為置廣文館,以虔為博士�！�(33)鄭虔的“不事事”較之鄭銑、郭仙舟更加不切時用,但玄宗卻專門為他增設了一個部門。玄宗對儒士“不切時用”理解的加深無疑有助于他對文人作派的寬容和理解,從而有助于形成便于文人發(fā)展的寬松環(huán)境。
其次,在領略到了文學突出的表現(xiàn)能力之后,玄宗表現(xiàn)出了對詩歌創(chuàng)作的極大興趣,他主動倡導了許多大型的詩歌唱和活動。從《全唐詩》的載錄以及目前的編年成果來看,有一點值得特別注意。玄宗留下的絕大部分詩歌都創(chuàng)作于開元十一年到開元十八年之間,尤其集中于開元十一年到開元十三年之間,而且都表現(xiàn)為君臣間的大型酬唱。以開元十一年為例,玄宗于正月開始北巡,在太行山、王浚墓前、上黨舊宮、并州都首先作詩,得到群臣唱和;二月,玄宗從太原向南行進,出汾州雀鼠谷,張說獻詩,玄宗有和答,以蘇颋、張九齡為首的十多位臣僚進行唱和;本月壬子,祭后土于汾陰,韓思復、盧從愿等十一人作《祭皇地只于汾陰樂章》;三月,玄宗從河東回歸京城,途中經(jīng)過蒲州、逍遙樓、河上公廟、蒲津關、潼關,沿途均首先作詩,并且得到了張說、張九齡等人的唱和(34)。又如開元十三年集賢書院成立后,玄宗“時又頻賜酒饋學士等,宴飲為樂。前后賦詩凡上百首”,君臣間的唱和編成了《集賢院壁記詩》二卷(35)。這種主要由玄宗倡導、有大量臣僚參與的集體詩歌創(chuàng)作活動,既標志著玄宗的個人喜好和政治理念發(fā)生了與以前截然不同的變化,也標志著開元詩壇在朝廷得到了復興,并達到了繁盛狀態(tài)。這一切顯然都主要源自于張說對玄宗的改變。
三 張說對待士子的姿態(tài)與盛唐詩壇高潮的到來
宮廷詩壇的復興、繁盛在打破詩壇沉寂局面的同時,又以獨特的政治、文化優(yōu)勢刺激、引領著時代的風尚,成為了復興整個詩壇的潛在動力。而將這種潛在動力落到實處的關鍵人物也是張說。
張說在當政期間,以自己文宗兼執(zhí)宰的身份提拔了大量的后進文士,為盛唐詩壇儲備了雄厚的后續(xù)力量,這一點已經(jīng)為學界廣泛注意,無須贅述。有鑒于此,筆者在這里只側重討論張說在拔擢、推獎后進文士這一行為上的姿態(tài)對盛唐詩壇高潮到來的現(xiàn)實意義。
張說提拔、推獎文士的行為中,以俯就的姿態(tài)尊重士子的學識、才能和人格是他成功刺激起士子向心熱情的關鍵。提拔文士本身誠然也能夠刺激起士子的熱情,但要產(chǎn)生更為廣泛的影響,則不得不注意提拔時的姿態(tài)。關于這一點,可以以其《薦陳寡尤等表》中敘述的情況為例進行說明。張說在這篇文章中說:
臣以寡尤三人上聞天聽,中書宣旨考復,吏部寫敕,宣下文書,三載于今,一人不至。夫輕進者是干祿之人,靜退者是養(yǎng)高之士。天下廉讓之風未長,趨競之俗未懲,若令所司引試,招其隱逸,士寧伏死巖穴,焉有拜侍郎之庭哉!徒有薦賢之名,竟無進賢之實。非朝廷禮賢之道,豈陛下求賢之心!近因奏謁,俱承天旨,請敕州縣各以禮征,至京之日,中書引見,然后付與宰臣,請言探賾,必有可采,寘彼周行,如當謬薦,罪臣所舉。(36)
“中書宣旨考復,吏部寫敕,宣下文書,三載于今,一人不至”顯示出,單純的推獎、拔擢并不是刺激起士子歸附激情的充分條件,關鍵在于以何種態(tài)度來拔擢這些士人。士子在被拔擢的同時更需要拔擢者對自己的學識、身份、人格的尊重,需要“以禮征”,需要對方采取一種俯就的姿態(tài)。
張說本是儒士出身,早年也曾經(jīng)有過干謁行為(37),對文士的這種心態(tài)自是十分了解。因此,在推獎、拔舉后進文士的過程中,他十分注意以這樣的姿態(tài)來保護、推舉士子的人格、尊嚴。如他以當朝執(zhí)宰的身份主動與出身寒門的張九齡通譜系、敘昭穆,讓自己的兒子主動拜望新科士子孫逖等(38),就是這種俯就姿態(tài)的表現(xiàn)。這種俯就姿態(tài)的進一步表現(xiàn),就是尊重、寬容士子各種偏于常規(guī)的個性、行徑。如王翰,《舊唐書》載他“發(fā)言立意,自比王侯;頤指儕類,人多嫉之”,但張說對其禮敬有加(39)。再如王泠然,他在給張說的上書中咄咄逼人,指斥張說忘恩負義,用語極為刻薄,但張說也沒有對其施以報復(40)。
這種俯就姿態(tài)的最高體現(xiàn),就是從理論上強調(diào)文士的學識、道義、尊嚴遠在政府行政職員的地位之上。這方面最有代表性的例子就是張說對賀知章一日兼拜禮部侍郎與集賢學士兩職的議論。針對源乾曜“學士與侍郎何者為美”的問題,張說回答說:“侍郎,自皇朝已來,為衣冠之華選,自非望實具美,無以居之。雖然,終是具員之英,又非往賢所慕。學士者,懷先王之道,為縉紳軌儀,蘊揚、班之詞彩,兼游、夏之文學,始可處之無愧。二美之中,此為最矣�！�(41)認為侍郎不過是“具員之英”,不能與學士相比,正是認為文士的學識、道義較之官員的行政地位更為尊崇,這無疑是從理論上確認了政府官員在文士面前保持俯就姿態(tài)的必要性。
通常情況下,政府官員以俯就的姿態(tài)對待后進文士只是屬于個人化的高風嘉節(jié),并不具有普遍意義,更談不上產(chǎn)生廣泛的影響。但張說的這種姿態(tài),乃是基于自己當朝執(zhí)宰的特殊身份,而且是有意識地從理論上進行了確認,這就使得他這種本來只是屬于個人行為的姿態(tài)代表了朝廷對待天下士子的態(tài)度,從而產(chǎn)生了深遠的影響。首先,它直接有助于盛唐文士較為普遍地形成平視權貴的高遠人格;其次,也是更重要的一點,它直接調(diào)動了天下士子對文學、對朝廷的信心與熱情,從而形成一股強大的京城向心力,使之成為青年才俊的聚集之地,從而直接引發(fā)了盛唐詩壇第一次高潮的到來。
盛唐詩壇的第一次高潮發(fā)生在開元十五年到開元十八年之間,是以著名詩人集中登科的形式表現(xiàn)出來的:劉眘虛、崔顥、祖詠、丁仙芝、蔡希寂、綦毋潛、儲光羲、王昌齡、李凝、常建等開元前期的著名詩人都于此期間先后登第(42)。著名詩人的集中登科對于詩歌本身的發(fā)展來說只是一個極為偶然的事件,但如果從詩人集中的角度進行思考,則意義極其重大。因為,這些集中登科的著名詩人只不過是大量應舉者中的幸運兒,他們的背后還有一個更大的群體。如李白于開元十三年出峽,薛據(jù)于開元十五年左右赴京應舉不第等(43),無不顯示出這個幕后群體的深厚潛力。如此龐大的士子群體向京城的高度集中顯示出,他們受到了同一力量的感召,而且對這一力量充滿了信心。這方面最突出的例子是孟浩然。孟浩然很早就有強烈的出仕之心,渴望在政治舞臺上實現(xiàn)自己的人生價值。但他有感于“鄉(xiāng)曲無知己,朝端乏親故”(44),對自己能否成功沒有信心,因而在鹿門山隱居了二十多年。但是,到了開元十二、十三年,他開始前往洛陽尋求機會;開元十五、十六年左右,他前往京城應舉,不第(45)。孟浩然在同樣的情況下由隱退轉(zhuǎn)而仕進,顯然來自于他對朝廷重新建立起來的信心。這種信心,應該來自于此期張說代表朝廷對士子所表明的態(tài)度。因此,從這個角度說,正是張說代表朝廷對士子所表現(xiàn)出來的俯就姿態(tài)直接促成了盛唐詩歌第一次高潮的到來。
應該指出的是,這些大量聚集到京城的青年才俊并不能完全被補充進朝廷之中,對宮廷詩壇的興盛來說意義不大。但他們在京城的頻繁集中、交往以及結伴離去卻直接促使了新的一輪詩歌高潮在宮廷之外的京城、地方的出現(xiàn),從而使詩壇的重心從宮廷轉(zhuǎn)移出來。大約從開元十五年左右開始,開元詩壇的活躍已經(jīng)主要表現(xiàn)在京城、地方,這是詩壇重心轉(zhuǎn)移 的突出表現(xiàn)。詩壇重心的這種轉(zhuǎn)移,一方面使得盛唐詩歌的高潮表現(xiàn)出一種整體的、磅礴的壯偉氣象;另一方面,也使得盛唐詩歌的高潮具備了寬廣的、深厚的發(fā)展底蘊,對于盛唐之音的形成具有重要的引導意義。當然,這些已經(jīng)是張說代表朝廷所表現(xiàn)出來的俯就姿態(tài)對于盛唐詩歌高潮的深遠意義,暫且從略。
四 小結及余論
通過以上的描述,可以發(fā)現(xiàn),張說在盛唐詩歌高潮到來過程中的意義,并不僅僅像以往研究所認為的那樣,主要表現(xiàn)在為之儲備了大量的后續(xù)力量這一點上。實際上,張說是盛唐詩歌高潮到來的主要推動者、領導者,他能動地參與了盛唐詩歌高潮到來的整個曲折過程,并且成為每個關鍵環(huán)節(jié)的決定性因素。試想,如果沒有他對玄宗的主動逢迎,開元初期的堅冰局面如何才能得以打破?如果沒有他對玄宗潛移默化的影響,開元中期的宮廷詩壇如何才能得以復興?如果沒有他以個人姿態(tài)代表朝廷對天下士子所表示的態(tài)度,盛唐詩壇的第一輪高潮又如何才能得以形成?本文的描述,正是基于對這些問題的回答。
盛唐詩歌的高潮既表現(xiàn)為詩歌藝術水平的高度發(fā)達,同時也表現(xiàn)為詩歌創(chuàng)作參與者的高度普及。缺少其中的任何一個方面,都不是完整意義上的盛唐詩歌高潮。以往對盛唐詩歌高潮到來背景的探究,往往強調(diào)陳子昂的獨標風骨,認為是他替盛唐詩歌高潮的到來做好了直接的鋪墊。但這實際上只是從詩歌藝術水平的邏輯發(fā)展這一角度進行考察,并非完整意義上的文學史梳理。對盛唐詩歌高潮背景的考察,必須要注意其詩歌創(chuàng)作局面的歷史演變狀況。描述張說推動盛唐詩歌高潮形成過程的意義,正是表現(xiàn)在這一方面。
[作者簡介]曾智安,1976年生�，F(xiàn)為首都師范大學文學院2003級博士研究生。發(fā)表過論文《阮籍對待禮教態(tài)度之再考察》等。
注釋:
1第一點參見陳祖言《張說年譜》,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84年版,第1頁。第二點參見傅璇琮《由〈張說年譜〉所想到的》,《光明日報》1985年8月13日第3版“文學遺產(chǎn)”。與本論題兩個方面相關的論述,恕不一一贅列。
2關于武平一與王灣的唱答,參見《王灣考》,傅璇琮《唐代詩人叢考》,中華書局1980年版,第50—51頁;與儲光羲的唱答,參見《儲光羲與他的田園詩》,葛曉音《漢唐文學的嬗變》,北京大學出版社1990年版,第365頁。
3參見傅璇琮、陶敏《唐五代文學編年史》(初盛唐卷),遼海出版社1998年版,第507、510、515、517、518、536頁。
4參見陳祖言《張說年譜》,第40—42頁。
5張說《與褚先生書》:“自授軍鎮(zhèn),躬當夷狄,出入以馳突為群,坐臥以戈劍為友。翰墨都廢,典籍生塵,時憑夢魂,一見宮闕�！眳⒁姟度莆摹肪矶�,中華書局1983年版,第2264頁。
6參見傅璇琮、陶敏《唐五代文學編年史》(初盛唐卷),第536頁。
7王灣參加這次圖書整理,從開元五年始,至開元九年。參見傅璇琮《唐代詩人叢考》,第53頁。
8分別參見《新唐書》卷一九九,中華書局1975年版,第5681—5682頁;王溥《唐會要》卷六四,中華書局1955年版,第1118頁。
9參見《開元十五年前后》,《趙昌平自選集》,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1997年版,第64頁。
10參見杜曉勤《初盛唐詩歌的文化闡釋》,東方出版社1997年版,第283—289頁。
11傅璇琮、陶敏《唐五代文學編年史》(初盛唐卷),第479頁。
12傅璇琮、陶敏《唐五代文學編年史》(初盛唐卷),第559頁。
13王定�！短妻浴肪硪晃濉伴}中進士”條,參見《唐五代筆記小說大觀》,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1707頁。
14鄔國義校點《資治通鑒》卷二五,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1883頁。
15焦循撰、沈文倬點�！睹献诱x》卷二,中華書局1987年版,第55頁。
16參見《論語》“子路篇”中的“子適衛(wèi),冉有仆”條。程樹德撰,程俊英、蔣見元點校《論語集釋》,中華書局1990年版,第905頁。
17分別見《全唐文》卷二七,第313頁;卷二,第237—238頁;卷二六,第299頁;卷三,第341頁;卷三六,第392頁;卷二七,第313頁。
18《資治通鑒》卷二五,第1883頁。
19參見《全唐文》卷二七,第315—316頁。
20參見《新唐書》卷一二五,第4400頁。
21《禁判策不切事宜詔》,參見《全唐文》卷二七,第313頁。
22玄宗《將行釋奠禮令》,參見《全唐文》卷二,第234頁。
23引文及事跡參見《新唐書》卷一二五,第4407頁;詩句參見《值宿溫泉宮羽林獻詩》,載《張燕公集》卷二,商務印書館1936年版,第15頁。
24參見《舊唐書》卷九七,第3052—3053頁。
25關于這一點,《唐會要》(卷五一,第884—885頁)“名稱”條下,蘇氏針對前代文獻有詳細駁議,可參看。
26玄宗的原詩為《送張說巡邊》,見《全唐詩》卷三,中華書局1999年版,第39頁。其他人的唱和情況請參見陳祖言《張說年譜》,第51頁。
27此事鄭 《開天傳信記》載發(fā)生于玄宗封泰山回來的路上。據(jù)陳祖言考證,金橋在上黨,玄宗封泰山后直接還至東都,不經(jīng)過此地,故只能發(fā)生在北巡途中。參見陳祖言《張說年譜》,第56頁。
28宋敏求《唐大詔令集》卷四四,商務印書館1959年版,第219—220頁。
29參見《新唐書》卷一九九,第5682頁。
30劉肅《大唐新語》卷一,中華書局1984年版,第11頁。
31玄宗詩名為《集賢書院成送張說上集賢學士賜宴得珍字》,見《全唐詩》卷三,第35頁;編年見傅璇琮、陶敏《唐五代文學編年史》(初盛唐卷),第598頁。
32《舊唐書》卷一九〇中,第5042頁。
33 《新唐書》卷二〇二,第5776頁。
34請參看傅璇琮、陶敏《唐五代文學編年史》(初盛唐卷)從景云元年到開元十八年之間的編年情況。至于開元十一年玄宗倡導的詩歌唱和,請參見該著第578—581頁。
35參見傅璇琮、陶敏《唐五代文學編年史》(初盛唐卷),第604頁�！都t院壁記詩》,書目見《新唐書》卷六“藝文志四”,第1623頁。
36《全唐文》卷二二三,第2250頁。
37參見張說《與鳳閣舍人書》,《全唐文》卷二二四,第2264—2265頁。
38參見《舊唐書》卷九九,第3098頁;《新唐書》卷二〇二,第5760頁。
39《舊唐書》卷一九〇中,第5039頁。按:張說善待王翰之事,或者有王翰極為推崇他的原因,見本文第一部分注釋所述王翰分海內(nèi)文士為九等尊崇張說、李邕一事。
40王泠然《論薦書》,《全唐文》卷二九四,第2980—2983頁。
41劉肅《大唐新語》卷一一(第165頁)“褒錫”條。類似的例子還可以參見《大唐新語》卷七(第103頁)“識量”條關于張說不肯先飲酒的記載,《新唐書》卷一九九(第5663頁)關于張說令揭大榜以侈集賢院學士之寵的記載。
42參見《論開元詩壇》,葛曉音《詩國高潮與盛唐文化》,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版,第326—327頁。
43傅璇琮、陶敏《唐五代文學編年史》(初盛唐卷),第598、627頁。
44孟浩然《田園作》,徐鵬校注《孟浩然集校注》卷一,人民文學出版社1989年版,第73頁。
45關于孟浩然入洛,陳貽焮先生并未明確系于何年,只說在開元十六年入京之前;譚優(yōu)學則系于開元十二年;徐鵬系于開元十三年。各譜均認為孟浩然于開元十二、十三年曾入洛,唯劉文剛定于開元十七年才入洛。本文取前三家意見。至于孟浩然之應科舉,各譜有開元十五、十六年之爭,此點區(qū)別對于本文意義不大,故不為之辨。參見陳貽焮《唐詩論叢》,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56—57頁;譚優(yōu)學《唐詩人行年考》,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49—51頁;徐鵬《孟浩然集校注》,第351頁;劉文剛《孟浩然年譜》,人民文學出版社1995年版,第4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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