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絕望地回到文學本身——關于重建現當代文學研究規(guī)范的思考

絕望地回到文學本身——關于重建現當代文學研究規(guī)范的思考絕  關于重建學術規(guī)范的呼聲一直在當代中國的各門學科的門前徘徊,此一時,彼一時,  中體西用,或西體中用,不是東風壓倒西風,就是西風壓倒東風。人們莫衷一是卻又并  不死心,當代學術在尋求規(guī)范的焦慮之下,艱難地走著自己的路。規(guī)范的確立之所以困  難,在于規(guī)范被打入了革新/守舊,主導/邊緣,東方/西方……的楔子。規(guī)范并不單純  是學術的體例、范式、秩序、紀律等,更重要的是它是一個時代的精神風尚、思想趨向  和意識形態(tài)。學術規(guī)范一直就是一種知識分子的特殊話語,至少到目前為止,關于學術  規(guī)范的討論,其實是帶著很強的時代意識形態(tài)印記。
  實際上,關于學術規(guī)范的探討,在“文革”后的當代思想氛圍中,至少就進行過三次  。第一次是關于“新三論”的方法論討論。文學理論界(隨后是現當代文學研究領域)開  始從自然科學那里尋求系統(tǒng)論、控制論和信息論來建立理論模型。實際上,在當時的歷  史形勢下,馬克思主義理論占據主導統(tǒng)治地位,學術探討研究都在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  唯物主義的基礎上來展開研究。長期如此,對于那些馬列主義沒有學到家的人來說,就  顯得力不從心,其學術視野勢必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但又不能越雷池一步,乖巧的人  就想另辟蹊徑,借助現代化時代潮流,幾乎是病急亂投醫(yī)般地向“新三論”乞靈,無意  中引起強烈反響。那是一個急切尋求變革突破的時代,任何新奇怪異的東西都會引起轟  動!靶氯摗睙狒[一時,并未在當代學術中扎下根,單純的方法論,而且沒有一整套  的知識滲透,當然不可能引起當代理論與批評的深刻變革。
  第二次的學術規(guī)范討論稍微改變了一下形式,這是80年代后期關于重新審視中國現當  代文學史的倡議。1985年第5期的《文學評論》發(fā)表了黃子平、陳平原、錢理群合寫的  長篇論文《論“二十世紀中國文學”》,引起學界強烈反響,這篇文章顯然是對現存的  中國現當代文學史的敘述規(guī)范展開質疑和批判,期望建立一個全新的“二十世紀中國文  學”的敘述模型。隨后不久,1988年,陳思和與王曉明在《上海文論》開辟專欄,提出  “重寫文學史”的綱領,對現當代文學領域產生強烈沖擊。這些觀念和愿望無疑都是尋  求新的學術規(guī)范,擺脫原有的受意識形態(tài)嚴格束縛的思想體系,把文學敘述轉到文學自  身的審美規(guī)律上來。在這些理論召喚之下,中國現當代文學史敘述并未見出有多少驚人  的成果,根本原因還在于,規(guī)范的變化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它需要經歷觀念和知識的更  為深入全面的更新。
  第三次的學術規(guī)范討論只是虛有其表,它看上去像是一代人深思熟慮大徹大悟的結果  ,其實則是迷惘、彷徨中的應急舉措。在90年代初的特殊的歷史氛圍中,青年一代的學  人反思80年代學風,認為某種歷史情勢的造成,是因為80年代西風太盛,浮躁、激進的  學風所致。反思的結果卻是要將對思想的狂熱轉向冷靜的學術史梳理,于是對近現代學  術大師(如陳寅恪、熊十力、馮友蘭、張君勱等)行膜拜之禮。有關的論述登載在由汪暉  和陳平原主編的《學人》雜志第2、3期上。事實上,關于這一次的學術規(guī)范討論汪暉并  沒有作更多的表述,但他后來的改弦更張卻顯得順理成章。
  歷史發(fā)展到21世紀初,形勢似乎顯得嚴峻。這一次雖然沒有人站出來疾呼規(guī)范之類的  問題,實際則是規(guī)范真正受到挑戰(zhàn)之日。這種挑戰(zhàn)來自兩方面:其一是“新左派”學人  的造勢;其二是文化研究開始盛行。
  “新左派”學人雖然隊伍并不龐大,但影響日盛,追隨者甚眾。不管汪暉本人是否承  認他是“新左派”,但學界普遍認為領軍人物非他莫屬。汪暉無疑是90年代以來出現的  最優(yōu)秀的研究現代文學的學者,汪暉在梳理現代文學那些深層次問題時,轉向了現代學  術史,由此進入了近代學術史。看上去像是承接了90年代初反思的那種立場,實際上,  汪暉的學術史研究壓抑不住他的思想史熱情。在那些繁雜得無邊無際的概念清理中,汪  暉實際卷入了近現代思想史的起源與轉折的艱難辨析。汪暉離文學越來越遠,影響卻越  來越大。這兩者是巧合,還是說本該如此?汪暉最后干脆涉獵到政治經濟學領域,他的  思想顯示出中國學者少有的博大精深。擺脫了文學的汪暉就像行空的天馬一樣,這對于  年輕一代的文學從業(yè)人員來說,無疑是一個美妙動人的比喻。死守文學界的人們再癡呆  也會意識到,文學已經變得越來越不重要了。要使自己變得更有作為,惟一的方式就是  像擺脫一個丑婆娘一樣擺脫文學。盡管汪暉的選擇是他個人學術軌跡的有序延伸,但歷  史卻把他造就成榜樣式的人物。被潮流放大的不只是他的思想,更重要的是他的姿態(tài)和  方式。
  “新左派”的學術風格無疑深刻影響到現當代文學研究領域,傳統(tǒng)的文學研究受到輕  視,文學再度成為思想史佐證的材料。在更多情況下,做材料都不配了。文學的社會學  研究的疆域被拓寬到政治批判領域,在這里,態(tài)度和立場經常起了決定性的作用。沒有  人對諸如文學敘述、描寫和修辭,以及審美經驗這類東西感興趣。失去了這些探討的現  當代文學研究還有什么理由再撐著文學這張招牌呢?沒有任何理由怪罪“新左派”的學  人們,更沒有理由對汪暉求全責備,就他而言,以他的方式他做得很完善。問題在于,  如此局勢底下,現當代文學研究的主導趨勢向何處去呢?什么才是現當代文學研究最有  活力的動能呢?
  另一方面,來自文化研究的挑戰(zhàn)。文化研究近年興起于歐美學界,席卷了各個學科。  以至于杰姆遜不得不稱之為“超級學科”。大學人文學科的傳統(tǒng)分類界線正在被打破,  文學系、比較文學系、歷史系、人類學系、社會學系、傳播系……以及各種各樣的系,  都被卷入文化研究的圈子。傳統(tǒng)學科的分界標準正面臨解體,學科的知識和方法也正在  消除壁壘。文化研究的盛行得力于后結構主義理論被廣泛接受,在后結構主義體系內(  假定它有體系,并且有疆界和內在分別的話),各個學說之間并不能相互兼容,它們確  實有某種共同性,但不能通約。在德里達和?浦g,在?婆c拉康之間,在巴特與德  留茲之間,分歧有時大得驚人。但在后結構主義之后,人們可以把它們糅合在一起:德  里達的解構主義、巴特的符號學、?频闹R考古學、拉康或德留茲的后精神分析學、  以及“新左派”或新馬克思主義和各種女權主義……由此鼓搗出后結構主義盛宴,這就  是文化研究的杰作。在把后結構主義的知識全面揮霍殆盡的同時,文化研究就從后結構  主義里面死而復生——于是,文化研究就作為“后—后結構主義”時代的超級學科獲取  長生不老的動能。文化研究是理論過剩和超載的產物,觀念和知識終于全面戰(zhàn)勝和壓垮  感覺、領悟和判斷的傳統(tǒng)學術方法。文化研究這個起源于傳統(tǒng)文學學科的超級學科,它  是文學研究的新生、嘩變,還是自我顛覆?或者說,就像所羅門瓶子放出的妖孽,已經  完全失控了?
  在20世紀70至80年代,美國被稱之為批評的黃金時代,傳統(tǒng)的文學刊物突然讓位于文  學批評。這是文學創(chuàng)作枯竭的時代,文學刊物不再對文學作品感興趣,而是充斥著新派  的文學批評。從德里達的解構主義那里獲得法寶的“耶魯四君子”,把美國的文學批評  推到極致,德曼的細致精當,米勒的揮灑自如,哈特曼的酣暢淋漓,布魯姆的奇崛絢麗  ,這些都使文學批評變得花樣翻新,魅力四射。沒有青年學生不受到蠱惑而頂禮膜拜。  這一時期的批評家四處開花,一邊在美國那些資金雄厚的大學講壇上踱著方步侃侃而談  ,另一邊在那些主流刊物上瀟灑作文。這一時期成長起來的賽依德也是虎虎有生氣,一  邊是美國大學的知名教授,另一邊當著巴勒斯坦的議員。只有他才敢于聲授拉什迪(198  8),并對“奧斯陸原則宣言”(1993)大加抨擊。80年代的賽依德真是風光,他的思想方  法明顯來自?疲矎牡吕镞_那里汲取養(yǎng)料。雖然他始終對德里達頗有微辭。大量的“  左”派人文學者,帶著鮮明的政治色彩在大學呼風喚雨,他們熱辣辣的文風本來就具有  強烈的批判性,在社會歷史層面上對資本主義現實與歷史大打出手,這使他們的知識運  作,經常超出文學批評的范圍!白蟆迸傻奈膶W批評其實醉翁之意不在酒,區(qū)區(qū)文學(  的審美品質)怎么能容得下顛覆資本主義,挖出帝國主義老底的壯志雄心?文學批評加上  了“左”派的政治發(fā)動機,它必然要向“文化”(這是謙詞)領域挺進。只有文化,這個  漫無邊際的空間,這個超級的領域,這個巨大的無,才能成為美國校園政治的名正言順  延伸的舞臺。文學批評之在歐美,特別是美國的七八十年代走紅,實在是“左”派激進  主義運動的改頭換面。在80年代新保守主義當政的年月,用特里·伊格爾頓的話來說,  “在撒切爾和里根政府的茫茫黑夜里”——“左”派拿什么來撫慰受傷的心靈呢?拿什  么來打發(fā)失敗的光陰呢?再也沒有什么比激揚文字,用花樣翻新、隨心所欲的文學/文化  批評來指點江山更能保持體面。在那該死的冰冷的冷戰(zhàn)時期,斯大林的鎮(zhèn)壓,古拉格群  島,就是薩特這樣的鐵嘴鋼牙當年也有口難辯,更何況80年代溫文爾雅的“左”傾教授  呢?還是搞搞文學批評,從這里打開資本主義的缺口。想不到這個缺口向文化研究延伸  ,使得資本主義的人文學科異;鸨,大學課壇上高朋滿座,都是未來資本主義的棟梁  之材CEO。
  如今,文化研究也如潮水般涌進了中國的大學,在全民都走完了奔小康的大道之后,  中國的大學也開始脫貧致富,這使那些用人民幣打造的“基地組織”(重點學科、研究  中心等),也顯示出窮人乍富的闊氣。文化研究很快就成為新寵,成為新的學術利潤增  長點。本來處在風雨飄搖中的大學中文系,本以為在狂熱的經濟學、法律學搶購風中就  要走向窮途末路,卻在文化研究中看到起死回生的希望。文化研究令人興奮,它使90年  代初備受責難的西學,不再那么生僻冷漠。這些玄奧的理論知識,因為帶有曖昧的政治  性,因為對帝國主義和資本主義的批判性,與我們是那樣親近,那樣容易合拍和協(xié)調—  —它看上去就具有“本土性”,很快就有人會這樣說。不是“看上去”,而是這就是它  的根本訴求。管它是誰的“本土性”,只要在談“本土性”就行。文化研究就這樣幾乎  是天然地、合情合理地在大學學術中安營扎寨。它目前在中國雖然還只是蓄勢待發(fā),要  不了多久,它就可以收拾金甌一片。只要看看由天津社會科學院出版社出版的《文化研  究》,印行了數冊,影響頗大,創(chuàng)刊號在北京三聯(lián)書店連續(xù)數月進入排行榜首前幾名,  這就足以說明文化研究在青年學生中的號召力。關于文化研究的學術研討會不斷列入各  個大學的議事日程,碩士、博士學位論文開始轉向這個方向。傳統(tǒng)的文學學科,更不用  說現當代學科,正面臨前所未有的挑戰(zhàn)。堡壘最容易從內部攻破,這回文學的困境不是  來自外部其他強勢學科的擠壓,而是自己要改弦更張。就像一位黃花閨女,不是受到外  部強迫,而是自己打定主意躍躍欲試要出臺——這有什么辦法?
  外面的世界很精彩,這是肯定的。出臺后(走向文化研究)的文學肯定有所作為,向帝  國的歷史、向資本主義的現實、向媒體霸權、向婦女的服飾、向邊緣人群、向環(huán)保產業(yè)  、向IT網絡等進軍,文化研究真是可以四面出擊,笑傲江湖,何等風光!這與守身如玉  ,抱殘守缺的傳統(tǒng)文學研究的落寞狀態(tài),不可同日而語。可是文學在哪里?在這里,我  們更加小心一點限定:現當代文學研究在哪里?確實,現當代文學最容易倒戈,只要越  雷池一步,就可以進入旁門左道,其知識準備和思想方法,搞起文化研究正是得心應手  。
  這正是我們要思考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的學術規(guī)范的動因所在。
  當然,學術規(guī)范并不是一成不變的,不同時代有不同的學術規(guī)范。學術規(guī)范不只是受  到既定的知識傳統(tǒng)的制約,同時也受到時代的權力制度、政治經濟、社會風尚的間接影  響。學術規(guī)范只是處理本學科知識的規(guī)則和方法,并不能限定本學科知識與其他學科交  互作用。就歷史情況而言,并沒有一個純粹的文學學科存在,哲學始終就直接影響文學  學科。中國古代文史哲不分家,就說明文學研究學科的包容性。不用說儒家、道家學說  滲透進文學,唐宋文學受佛教影響,文論也脫不了干系。在西方,柏拉圖的思想陰影從  來就沒有離開文學領域,而文學批評更經常出自哲學家手筆。文學批評作為一門學科的  出現是近代的事,更準確地說,是在法國大革命后的大學出現哲學和文學批評教席才成  為可能。按照特里·伊格爾頓的看法,英語文學批評作為一門學科的出現,是借著第一  次世界大戰(zhàn)后民族主義情緒才走向興盛的。盡管“新批評”是迄今為止最為純粹的文學  批評,但批評家們并不這么認為,“新批評”首先是宗教(藝術宗教),是診治混亂現實  的濟世良方,其次才是文學與審美。中國的現代文學批評更不用說,它確實是政治伴生  物,F當代文學學科實際就是文學理論與批評的變種,現代文學研究在相當長時期內,  不過是在充分的政治闡釋之后才留有一席之地。當代文學從來就沒有擺脫政治附庸的地  位。因此,要指望其他門類或學科的知識不要侵入文學學科,既不切實際,也沒有必要  。因為這種狀況不是今天才發(fā)生。純粹的文學研究并不存在,也很難指望以后能存在。
  現在,要建立一個統(tǒng)一的規(guī)范,建立嚴格的學科體系規(guī)則也不可能。知識的更新和權  威性的喪失,使嚴格的規(guī)范顯得異常脆弱。但是現當代文學研究學科在遭遇強勁的挑戰(zhàn)  中,更是應該以開放的姿態(tài)獲取新的活力。問題在于從業(yè)人員在完成知識更新的同時,  保持對文學本身的關注。文化研究也不是天然地就和文學研究矛盾,根本的問題在于最  后的落點。
  很顯然,建立現當代文學研究規(guī)范,并不是要杜絕其他學科或門類的知識的運用,而  是如何立足于文學本身。如何在多種知識的綜合運用中,始終回到文學本身,這是保持  現當代文學研究學科得以存在的基本條件。盡管說,什么叫做文學研究,什么不叫文學  研究已經很難分辨,但是,對文學經驗本身的關注依然是基本評判標準。在這個學科已  有的歷史傳統(tǒng)序列中來思考不斷變更的文學經驗,顯然也是一項重要的原則。
  但是,也許有一點根本的要義是需要把握的:不管過去人們把文學處置成何種東西,  或何種樣式,它都是在處置文學。問題的癥結和嚴峻也許在于,現在人們也許根本不處  置文學,文學不是因為被改變而失去存在理由,而是因為人們根本就不予理睬,連作為  佐證的下角料都無人光顧,那真是文學研究末日。文學是在被拋棄的命運中而荒蕪。
  根本的誤區(qū)就在于,這個時代的人們總是被“責任感”所裝點,批判性不只是長矛,  更是一頂桂冠。這使野心勃勃的人們對文學經驗、對審美體驗之類的東西不屑一顧。大  學文學系已經被改弦更張,除少數老實巴交者還抱殘守缺,其他都叫上了響亮的稱號,  “人文”、“傳播”、“文化”等。其實叫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大學文學系已經懷  疑向學生傳授文學歷史和經驗的意義。人們信奉那些自以為是的批判,能拯救超渡蕓蕓  眾生,能改變世界。在這個日益粗糙平面單向度的時代,真不知道那些空洞、浮夸的批  判性是在助長什么東西。實際上,全部歷史發(fā)展到今天,其混亂與災難從來就沒有在那  些自以為是的批判中停息,而是在其中找到最好的生長場所,而人們的心智卻在種種的  攻訐中異化并變得惡劣。因此,建立現當代文學研究規(guī)范——現在也許確實需要建立,  目前顯然不可能產生完整的方案,但卻是可以確認出發(fā)點,那就是:頑強回到文學經驗  本身,回到審美體驗本身。在我看來,不管是文化研究,還是后結構主義理論,它們不  應該與文學研究相沖突,而是給現當代文學研究提供更具有學術價值的知識體系和觀念  方法。在理論、歷史與文學文本的闡釋中,建構新型的學科范疇體系。這一切的要點,  都在于回到文學文本,回到文學的內在品質中。這并不只是建立現當代文學學科研究規(guī)  范的需要,而且

絕望地回到文學本身——關于重建現當代文學研究規(guī)范的思考也是擺脫那些虛假的信念,回到我們更真切的心靈的需要。也許多少年  之后,我們會意識到,在歷史上的這個時期,保持一種閱讀態(tài)度、一種情感經驗、一種  審美感悟,也像保持某個瀕臨滅絕的物種一樣重要。
  在今天,這樣一種希冀像是一種可笑的奢望,像是落敗者的絕望請求。我知道,我們  已經無力發(fā)出“建立學術規(guī)范”這種呼吁或祈求,人各有志,人們只能按照自己的理解  去選擇一種生活,選擇一種專業(yè)的方式;只是對明顯有些荒蕪的文學領地,期望有更多  的同道者。寫下這種文字,并不是要對別人說三道四,也包括對我們自己在內的文學同  仁們的警示。因為我們每個人都難以在潮流之外,沒有人能夠被幸免,也沒有人能夠被  赦免。正像當年殺死上帝一樣,我們每個人可能都是殺死文學的劊子手,如果現在不放  下屠刀的話。
  2002.10.10于北京東北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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