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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雎》禽鳥喻義問題淺談
《關雎》禽鳥喻義問題淺談 [摘 要]《關雎》禽鳥喻義問題,自來論者甚眾,歧見多有,可商之處往往而在。細推詩意,征諸載籍,當知“關關”固為獨鳴,“雎鳩”乃喻君子,“摯(鷙)而有別”實指勇而有禮。
[關鍵詞]《關雎》;禽鳥喻義;雎鳩;隱語;鷙而有別
《關雎》這首詩,歷來談論的人很多,其中的禽鳥喻義問題,更是千古聚訟,積不能平。從鴻、光式舉案齊眉的愛情,到蠻族時代粗野奔放的性虐快感,種種奇說異論,莫不有入主之。這些觀點的形成,從程序上講,似乎應該基于對如下問題的回答:其一,詩中所涉及到的雎鳩是怎樣一種鳥;其二,此鳥立于沙洲之上,意欲何為。然而。從歷代的詮釋實踐中,我們很難獲得對這一程序的印證。因此,有必要對本詩的禽鳥喻義作出重新解讀;而在解讀之前,同樣有必要對以往的代表性觀點進行分析判斷。
一 賦予性格——由詩意理解決定的對象描述
毛詩系統(tǒng)的早期權威毛公,對雎鳩的解釋很簡單,“王雎也,鳥摯而有別”。事實上,對于一般人而言,“王雎”這個名稱并不比“雎鳩”來得更通俗一些;而在傳寫過程中,狀況雎鳩的關鍵字也出現(xiàn)了分歧,有人認為,在某些早期版本中,“摯而有別”之“摯”原是寫作“鷙”的。因此,隨著時光的流逝,這句出自大師之口的籠統(tǒng)界定,竟逐漸演變成為后學爭論的淵藪。
稍晚于毛公的鄭玄屬于“摯”字派,而且明確舍棄了此字中本也涵有的“勇猛”之義(在這個層面上與“鷙”相通),轉(zhuǎn)而詮釋為很有純情氣息的“至”字。所謂“王雎之鳥,雌雄情意至,然而有別”。
那么,鄭玄對字義的細化、明確化,符不符合毛公的邏輯呢?常常被腐儒譏為“不學”、實則很了不起的歐陽修在他的《詩本義》中對鄭玄提出了批評。他認為“先儒辨雎鳩者甚眾,皆不離于水鳥。惟毛公得之,曰:‘鳥摯而有別’——謂水上之鳥,捕魚而食,鳥之猛摯者也。而鄭氏轉(zhuǎn)釋摯為至、謂雌雄情意至者,非也,鳥獸雌雄皆有情意,孰知雎鳩之情獨至也哉”。換句話說,鄭玄悖離了毛公本來很“允當”的注解,犯了“修正主義”的毛病。
但從歐陽修接下來的論述中,我們可以看到,他在潛意識里其實也認為鄭玄的“修正”是為了讓毛公的說法更加圓通。為什么這樣講呢?因為根據(jù)《傳》旨,《詩》寫雎鳩雌雄相和而又保持距離,意在比擬君子、后妃之間典雅端正的交往態(tài)度。如若根據(jù)摯與鷙的通用義,將雎鳩理解為猛禽,豈非與《傳》旨不諧,且唐突佳人之至?《詩本義》里便藉他人之口設置了類似問難:“或曰:‘詩人本述后妃淑善之德,反以猛摯之物比之,豈不戾哉?’對曰:‘不取其摯,取其別也,……”鄭玄沒有采用這個通用義,自然也就避免了類似問難;而在不存在類似問難的情況下,譬如注解《曲禮》“前有摯獸”時,這個通用義卻又受到了同一個人的歡迎。
要之,永叔、康成都認為毛公“摯而有別”的說法可以成立,但需要予以特別說明。二人的分歧,僅僅在于“說明”的方式。前者有取有舍,于摯、別二德之中取其合于詩教者。引而申之,以為詩人固是如此興寄、毛公固是如此訓詁、讀者固當如此理解。蓋同一事物,在生活中言之,為實體;在意境中言之,為物象。詩人寫情造境,自不同于科學家格物致知,本無須囊括實體的所有特征。然則且不論說詩正謬,僅就標明“詩人所取”而言,歐陽修確實勝過經(jīng)生的一味穿鑿,很得文人雅致。后者因事?lián)窳x,曲為之說�！皳础弊衷谛稳蔌B獸時,鄭玄本亦取其“勇猛狠戾”之義。但置于本詩,實與鄭玄所接受的《詩》旨不諧,于是輾轉(zhuǎn)相釋,蹊徑別通,卒變不和諧為和諧。
根據(jù)歐陽修的解說,我們可以大體想象出雎鳩是怎樣一類鳥,卻無法將這類鳥和他所強調(diào)的特性聯(lián)系在一起;根據(jù)鄭玄的解說,我們可以了解這種鳥的習性(盡管是擬人化的),卻無法想象出這是怎樣一類鳥。到了朱熹給《詩經(jīng)》作集傳時,便吸收了兩派的長處,既能標出雎鳩這種鳥的特性,又能讓人想像出這是自然界的哪類動物。他注解道:“雎鳩,水鳥,一名王雎,狀類鳧鹥,今江淮間有之,生有定耦而不相亂,耦常并游而不相狎”。根據(jù)他的描繪,雎鳩變成了和野鴨、江鷗相近的乖巧禽類。這樣解說,固然照顧了嫻靜婀娜的淑女,使得雌雄和鳴的意象理解起來更為妥帖;但同時也革了毛公、鄭玄、歐陽修等人的命,他不再把精力放在模糊實體、突出特征和穿鑿字義上,而是依照兩宋士大夫心目中溫文爾雅的愛情模式,直接為這首千百年前的詩歌擇定“合適”的起興禽鳥。
與朱熹同時代的王質(zhì),從鄭玄對《月令》“鷹化為鳩”的箋釋中得到啟發(fā),主張以布谷鳥作解。王質(zhì)的思路非常有趣。他不贊成將雎鳩理解為雕鶚,理由是,此類慣于搏擊的猛禽,名字中怎么能帶有“鳩”字呢?這就好比看到“大蟲”、“長蟲”等字眼時,絕不許想到“老虎”和“蛇”一樣。既然名字中帶有“鳩”字,則雎鳩之為物自必去鳩不遠。于是,偏名所指遂混同于全名所指,《月令》鄭注之鳩遂混同于《關雎》之雎鳩。其中的荒唐處,正如以“虎”解釋“壁虎”、以“雞”解釋“莎雞”,失之毫厘,謬以千里。由此看來,《提要》里說他“間涉穿鑿”恐怕不為無據(jù)。
元明兩朝學者,或近王說,如郝敬之流;或守朱說,如許謙、劉瑾、梁寅之流。要之,多以“柔禽”作解,以順婦德。逮至清朝,則又大多走回了歐陽修的老路,既釋以“猛禽”,又明乎“取別”。
綜合來看,上引種種觀點,或證前說之瑕而難掩己見之疵,或假申述之號而卒行篡奪之實,駁來辯去,素難饜服人心。究其原因,恐怕還是在于廟堂學術的體制化羅網(wǎng)限定了自由思考的范圍,學者們只能在官方主旋律的鉗制下進行細節(jié)闡述。主旋律正確,固無足論;主旋律錯誤,也要辯護多方�！蛾P雎》既被官學系統(tǒng)視為正夫婦之大倫的王者之“風”,解詩者自必無復他念,惟以印證此主旋律為指歸。至于印證之“嚴密”與“忠誠”——譬如,必謂雎鳩在洲為雌雄和鳴,必謂雌雄有別如道學夫婦人前作態(tài),必謂宏旨無乖而字、義、禽鳥翻容轉(zhuǎn)訓別求——則又出乎今人想像之外了。
二 破譯行動——民俗學、文化人類學視域中的隱語解讀
擺脫了儒教的嚴肅包裝以后,《詩經(jīng)》漸漸散發(fā)出純凈而性感的光澤。歷史上那些苛刻的道德論者,譬如朱熹,往往指斥鄭風多淫詩。其所謂淫的標準,在今天看來已非�；�,大可置而不論;倒是他們在批判的名義下,表現(xiàn)出來的對風詩中某些朦朧暗示的敏感,很值得我們注意。如果只是因為斥者的荒謬,便對這些暗示視而不見,又或者轉(zhuǎn)而支持斥者的反方,回歸到政情諷刺、附會史實的舊解上,則反不如視為淫詩更接近詩旨。
此類近乎焚琴煮鶴抑或采花折柳的兩難問題,在聞一多先生那里得到了較好的解決。一方面,藝術體悟上的敏感使他能夠及時捕捉到詩中的暗示;另一方面,時代的進步、態(tài)度上的寬容平和又使他能夠?qū)Π凳镜膬?nèi)容作出科學解讀。
在《說魚》篇中,這些躁動的暗示被稱為隱語。聞先生以為,在中國語言尤其中國民歌中,魚所代表的隱語是匹偶或者情侶;以此類推,打魚釣魚等行為暗指求偶,烹魚吃魚等行為寄喻合歡或者結配;另外,還有一種比較復雜的形式——鳥獸吃魚,則是以魚象征求偶求歡的被動方、以鳥獸象征求偶求歡的主動方。文中列舉了近百條例證,源自《詩經(jīng)》的不過十分之一;也許正因為如此,上述觀點對于《詩經(jīng)》研究者來說,才更具有通例性和啟發(fā)性。但聞先生本人并沒有像受惠于他的許多學者那樣,將其貫徹于《關雎》篇的解釋中。
較早用“食魚,求偶”說破譯雎鳩行動的是孫作云先生。他將雎鳩理解為魚鷹(鶚)——食魚猛禽,而非聞先生所傾向的乖巧鳩類。這一物種判斷上的差異導致了一個奇妙現(xiàn)象,即:在聞先生無法用其凡例解說的詩篇中,孫先生可以解說得十分妥當。
關于食魚隱語的產(chǎn)生根源,孫先生在其《詩經(jīng)戀歌發(fā)微》中作了初步探討。該文第四章開頭說:“因為古代男女在春天聚會、在水邊祓禊唱歌,即景生情,因物見志,所以在詩中往往用釣魚、食魚來象征戀愛,尋致成為一種專門性的隱語,如俗說之所謂‘典故’”。同章結尾又重申其義云:“當初男女歡會在河濱、拔楔在河濱,因此把這些帶現(xiàn)實性的東西變成打情罵俏的隱語,以后就完全變成一種套詞,一說到戀愛、一說到結婚,就把它用上了”。相較于后之學者對西方理論的爆炸式“借鑒”,這段“本土論述”雖嫌簡樸,卻很中肯。
《發(fā)微》篇面世以后,以食魚,求偶為線索詮釋《關雎》,漸由僻途別徑蔚為康莊通衢。論者既眾,分析既深,遂牽涉到詮釋的距離與界限的問題。譬如,我們上面所說的性感光澤,在傳統(tǒng)經(jīng)師那里被嚴封密裹起來,固屬暴殄天物;那么,在現(xiàn)代學者手中被還原或者發(fā)掘到什么程度,才算合宜呢?是出水芙蓉般的自然,還是錯采鏤金式的妖冶?抑或置之于蠻族時代,展示其粗野奔放的動物本能?又或者在幽邃隱秘的心理世界,探究其感官體驗的快樂源?九?此間涌現(xiàn)的相關撰述,持論頗及生殖崇拜、性交禁止、性交自由、掠奪婚、對偶婚等原始遺俗;征引則自《說魚》《發(fā)微》而外,多取給于靄理士《性心理學》等西人專著;佐證則旁攝土著舞蹈、巖刻壁畫、器物圖文、民間工藝,而間以己意釋之。論其優(yōu)點,當然是眼界開闊,鏡取多方,為前賢所不及。但缺點也往往由此而生,那便是,取鏡雖宏,津梁乏絕,在如何由A合理推導出B合理上缺少必要的證明。
若說其中的上乘之作,自然應提及劉毓慶教授《關于(詩經(jīng)·關雎)篇的雎鳩喻意問題》一文。此篇搜羅既豐,考辨亦詳,核其要旨,約有三端:其一,在前賢的基礎上增列先秦器物及民間工藝材料,證明鳥食魚“性愛”隱語的普遍性;其二,對“雎鳩捕魚、食魚”的隱語根源,從社會學和性心理學的角度進行探討,證明其產(chǎn)生與掠奪婚、性虐快感有關;其三,從“歷史、文化觀念與民族心理變化”的層面,對雎鳩喻意的文化誤讀作出解釋。筆者屬稿前,以其賡續(xù)前修、別開生面,曾激賞研摩再三,自以為頗受啟發(fā)教益。只不過,仍有些許疑惑思之未安,謹次第述之如下。
疑惑之一,器物圖案的詮釋問題。
在某種程度上,圖案也可以構成另一種形式的隱語。無論詩歌中的文字還是器物上的圖案,之所以被稱為隱語,是由于它們能在特定的敘述背景中傳達未明言的第二義。譬如,折柳,從本義上看是對柳條物理特征的改變,但在《章臺柳》之類的歌詞中,我們應該把它理解為追求女色;而在十里長亭送別時,又應該把它理解為挽留故人。若無特定的敘述背景,即無第二義可言,也就不能成其為隱語。相對于詩歌屬意連貫、善敘動作的特質(zhì)而言,器物圖案的靜態(tài)描寫較難表現(xiàn)視覺屬性之外的秘密。這些孤零零的畫卷,也許有政教方面的特殊內(nèi)涵,也許是對某個生活片段的截取,又或者僅僅是出于裝飾目的的涂抹勾勒,總之,若不能在文獻、傳說、習俗、環(huán)境的幫助下構擬出敘述背景來,便無從判斷其象外之意了。
劉先生在《喻意》一文中,共列舉了三組十五種圖案。第一組為鳥魚同處型,所屬器物涉及戰(zhàn)國陶壺、秦漆盂、民間剪紙;第二組為鳥啄魚型,所屬器物涉及新石器時代遺器、西周玉雕、秦瓦當、西藏日土縣巖畫、傳統(tǒng)壓勝錢、民間剪紙;第三組為魚吞鳥型,所屬器物為出土陶器。一、三兩組圖案除剪紙造型以外均未獲明確推斷。被援以為證據(jù)的是第二組,劉先生認為,其鳥啄魚造型帶有明顯的性愛象征。因而,此組圖案也就成了我們重點考察的對象,可以分為幾種不同的類型討論之。
A類型,如鸛魚石斧圖。劉先生以死無對證為由否定了嚴文明先生的氏族戰(zhàn)斗說,轉(zhuǎn)而根據(jù)川藏石刻密戲圖之伴有鳥魚出現(xiàn),提出男女結合說。有趣的是,《后漢書》楊震傳里碰巧記載了一則較密戲圖更為類似的“冠(鸛)雀銜鱅”之兆,漢人從政治意義上作了解讀。但我們并不能據(jù)此更立新說,因為除了要考慮時空距離以外,死無對證、缺少背景對每一種推測都能構成否定因素。
B類型,如秦鳥魚瓦當。其用途很難和性愛象征聯(lián)系在一起。筆者倒是可以在此構擬一說,即此瓦當圖案寓有國泰民安物阜財豐之義。理由如下:第一、在秦人信仰中,其民族之興起與雞神關系甚大。第二、春秋到東漢期間的習俗以為,用雞祭祀可以御死避惡、去咎治蠱、和合陰陽、調(diào)節(jié)風雨,祭祀時以雄雞祭門、雌雞祭戶。第三、從儒家原典來看,《詩經(jīng)》魚麗篇有“美萬物盛多”之義,而《儀禮》鄉(xiāng)飲酒禮、燕禮又有歌《魚麗》之事,《魚麗》之詩與樂既頗通行,則以魚隱喻物阜財豐遂致廣為接受。第四、從讀音來看,魚與余通,《儒林外史》記載南京婚俗云:“這菜一定是魚,取富貴有‘余’的意思”;今山東風俗,年節(jié)上供通常雞、魚并舉,亦是取“吉”慶有“余”的諧音。第五、瓦當上的鳥,尖喙、翹尾、短足、頭上有冠、背弧下凹,應當是雞的夸張造型。
C類型,如雞啄魚剪紙、壓勝錢。前者是喜慶場合的裝飾品,后者則是“舊時小兒佩戴的飾物”,產(chǎn)生年代均在漢唐以后。由于雞本非食魚鳥類,其“啄魚”意象自不能和“貓兒偷腥”等量齊觀,恐怕仍是以諧音取“大吉大利、富貴有余”的口彩。至于采用“啄”造型的原因,可依據(jù)紅“館”字的橫筆略作推測,即:這樣處理既能避免剪紙的斷裂,又可以使畫面充滿調(diào)皮活潑的氣息。壓勝錢屬于“福娃”式混合吉祥物,實際上它是由“五男二女”花樣、浴兒錢、魚、雞等圖案拼湊而成的,分別代表著“子女眾多”、“子女富貴”、“富貴有余”、“辟邪主吉”的美好寓意,連綴在一起更是美上加美,比較符合國人好事不厭其多的心理。如果把其中的鳥魚畫面理解為“男女結合的象征”,則一方面和“俗以為能壓邪魅”相去很遠,另一方面佩帶在小兒身上也甚不相宜。
疑惑之二,雎鳩隱語的推論問題。
在從社會學的角度追溯雎鳩隱語的產(chǎn)生根源時,劉先生面臨著一些矛盾。對于《關雎》反映搶婚制習俗的觀點,他并不認可;但對于“關雎捕魚”(作者原語)的意象,卻又主張用搶婚制來詮釋。問題是,我們能否將隱語和它的敘述背景完全割離開來呢?如果隱語不在敘述背景中生效,又將在哪里生效呢?
接下來,劉先生花了大量的篇幅介紹搶婚制的情況。搶婚制自成一說毫無問題,進一步講,姑且認為這種學說完全正確,也無關大礙。但這與雎鳩隱語有什么關系呢?譬如,張生李生相毆,疑其為情敵決斗固無不可,論證情敵決斗之為各國普遍現(xiàn)象更見細心,但若判定此事,最重要的環(huán)節(jié)實在于說明何以斷其為情敵決斗而非口角之爭抑或其他。這個環(huán)節(jié)在劉文中恰恰付諸闕如。
至于以性虐快感剖析雎鳩意象,尤屬新奇。從詩人的角度講,存在“就近取譬”的問題,從讀者的角度講,存在“詩人所取”的問題。所謂就近取譬,汫的是情與境合、意與象會,遂取眼前之物入詩,既生動易曉,復活水長流。初未必遽舍周遭常見之景,而遠就呆板凝滯之物。否則,同吟風云月露而已,學《詩》者又怎能“多識于鳥獸草木之名”?反過來,讀者要想明白詩人于物象所取究竟為何,亦不能離開詩境而別作他求。準此復觀性虐之說,若于《關雎》詩內(nèi)驗之,則淑女之行窈窕可愛,君子之思純凈悠長,似與此變態(tài)體驗了不相涉;若于《關雎》詩外求之,則所謂雎鳩捕魚實屬偽命題,縱使妙解生花,又怎能算作古人之意?
三 形意兼取——雎鳩之鳥與詩中的君子人格
有必要回過頭來,重新看一下聞先生的相關論斷。《說魚》篇云:“另一種更復雜的形式,是除將被動方面比作魚外,又將主動方面比作吃魚的鳥類,……或獸類……”。何謂“更”復雜?自然是比較的結果。也就是說,在這種形式中,不僅包含著通常所見的食魚暗示,還牽涉到以鳥獸喻人的問題。但在解釋《關雎》時,聞先生并沒有運用這一論斷。究其原因,當是由于對雎鳩物種的判斷出現(xiàn)了偏差;而偏差之所以出現(xiàn),恐怕還得說到先儒對“關關”一詞的界定上去。
《爾雅》釋詁下云:“關關、噰噰,音聲和也”。《詩經(jīng)》毛傳云“關關,和聲也”。事實上,關關、噰噰和咩咩、哞哞、嗡嗡、呦呦類似,都是擬聲詞,“和鳴”固如此形容,“獨唱”亦可如此形容。不能因為描述眾人大笑、眾犬大叫用哈哈、汪汪,到了描述一人獨笑、一犬獨叫時就非得把哈哈、汪汪拆開來用。這是很淺顯的道理,毋庸深辯。沈約《宋書》云“鳳凰者,……其鳴,雄曰‘節(jié)節(jié)’,雌曰‘足足’”,可資參證。
但在“經(jīng)詩”系統(tǒng)里,聲音、物象、意境之間卻衍生出一套奇妙的邏輯。因為詩歌描述了君子淑女之間的故事,所以“關關”應該理解為和聲;因為“關關”被理解為和聲,所以洲上的雎鳩應該有雌雄兩只;因為鳥之雌雄和人之男女相互對應,所以他們之間的共通性亟待辨明;因為須辨明共通性,所以要么在不協(xié)調(diào)的鳥上演繹出協(xié)調(diào)的特性來,要么將協(xié)調(diào)的特性附加在合適的鳥上。聞先生和許多前輩那樣,走了第二條路,為了特性的協(xié)調(diào)而選擇合適的鳥類。
實際上,若置身“經(jīng)詩”系統(tǒng)之外,或者破除這套怪異的邏輯路線,事情并不復雜。我們可以以唐代著名詩人劉禹錫為例,略作申述。此公為學作詩,一則深于用典、尤重經(jīng)史,二則個性鮮明、不人云亦云,三則關注最新研究動態(tài)、不死守舊注樊籬�，F(xiàn)在要援引的,是他化《詩》、《禮》經(jīng)意而成的政治自嘲詩《有獺吟》。其中與《關雎》相涉者如下:“關關黃金鶚,大翅搖江煙。下見盈尋魚,投身擘洪漣。攫拏隱嶙去,哺雛林岳巔。鴟烏欲伺隙,遙噪莫敢前。長居青云路,彈射無由緣”。黃金鶚的說法,與其前輩學者開、天時人張守節(jié)基本一致,《史記正義》云:“王雎,金口鶚也”。投身擘水,講的是雎鳩的捕魚方式,李時珍《本草綱目》云:“鶚狀可愕,故謂之鶚。其視雎健,故謂之雎。……翱翔水上,扇魚令出,故曰沸波”。鴟烏莫敢前,乃言其鷙;長居青云路,乃言其別。這幾句詩,可視為雎鳩意象的擴充改編版。至于以關關為獨鳴、以雎意為攫魚、以鷙而有別喻理想人格,尤可啟發(fā)《關雎》研究者。遺憾的是,在正統(tǒng)經(jīng)學家眼中,他不過是個“圈外”人士,這段野狐禪沒有激起任何漣漪。
張、劉二人對雎鳩的看法,屬于《爾雅》郭璞注一派。《爾雅》釋鳥云:“鵑鳩,王鵑”。郭璞注云:“雕類,今江東呼之為鶚,好在江渚山邊食仉”。雕鶚說是迄今為止最允當?shù)慕忉?這一點前賢多已明辨之,可略見李時珍《本草綱目》禽部卷四十九、陳啟源《毛詩稽古編》卷、戴震《毛鄭詩考正》卷一《呆溪詩經(jīng)補注》卷一、王夫之《詩經(jīng)稗疏》、毛奇齡《續(xù)詩傳鳥名》,今不贅述。如果把劉禹錫的政治改編版還原為愛情版,再配以聞氏《說魚》論斷,即可形成對《關雎》篇禽鳥意象的恰當理解。詩寫雎鳩獨處沙洲,固有以求魚不得隱指求愛無門的涵義,在這個層面上,后文“參差荇菜,左右流之”正好與它構成呼應——欲求魚而魚潛游無跡,欲采荇而荇流動無方,欲結緣淑女而乍逢初見萬般情思無由自達,若在張生,必又大呼“我死也”。但這并不是唯一的涵義,甚至也不是最重要的涵義。否則,以聞氏魚隱語專家的身份竟對此毫無察覺,實在是不合常理之至。食魚暗示之外的另一層涵義,或者說最重要的涵義,已由同樣酷好隱語的劉禹錫作了初步解答,即以雎鳩鳥性喻理想人格。在劉禹錫而言,對理想人格的描繪顯然滲透了他的政治哲學。譬如,劉早年仕途順利,志意躊躇,一旦參加高層政爭,遂不能去讒避禍;加以文人本色,言辭不謹,往往只逞一時之快、不計他日之憂,別人不彈則已,一彈必中。偶爾反思,借禽鳥意象寄托理想也就不足為奇了。鶚口中有魚而鴟烏莫敢與之爭,獨居高,遠而獵者無由射,這種鷙而有別、矯矯不群的性格不正是那些在現(xiàn)實中屢屢碰壁的君子所夢寐以求的嗎!
由此上溯到毛《傳》。我們看,毛公并沒有否認雎鳩為猛禽,“摯(鷙)而有別”的說法本身也沒有什么錯。問題是,他把比喻對象歸結到淑女身上,并為此對“摯(鷙)而有別”進行一定程度的曲解,這就不免有失大師的水準了。實際上,古人運用類似詞語的場合并不少見,其最初起源,應是對動物自然習性的素描,而后才逐漸附加上那么多的人事象征。摯或鷙都有攫取、攻擊的涵義�！墩f文解字》摯字條云:“握持也,從手執(zhí)”�！都坠俏淖衷b林》引孫海波語云:“說文:‘摯,握持也,從手從執(zhí)�！讼笞锶吮粓�(zhí)以手抑之之形”�！墩f文解字》鷙字條云:“擊殺鳥也,從鳥從執(zhí)”。段注云:“擊殺鳥者,謂能擊殺之鳥。……殺鳥必先攫搏之,故從執(zhí)”。古書鷙字多或假摯為之,這一點段玉裁已在注中作了說明。譬如,《淮南子·說林》“鷹隼鷙則眾鳥散”用鷙字,《時則》“鷹隼蚤摯,四鄙人�！眲t用摯字;《商君書,畫策》“虎豹熊羆,鷙而無敵”用鷙字,《禮記·曲禮》“前有摯獸,則載貔貅”則用摯字。不待冗舉。一般而言,猛鷙之物多處于食物鏈高端;一只高端動物的存活,必須以一定規(guī)模的低端動物作支撐。從生態(tài)平衡的角度講,這些高端動物(如鷹隼虎豹)獨往獨來是維持自身生存的應有之誼,否則,就沒有那么多低端動物供它們食用了。同樣的視角看人類,也是“精英”絕少于“愚夫愚婦”,“貴族”絕少于“布衣黔首”。人格和獸格既有共通性,血腥的啄食遂被詮釋為威嚴,食場的獨占遂被詮釋為高貴。經(jīng)過文明語言的包裝,叢林法則遂悠然踱進等級社會的道德世界。
且不糾纏此詞的起源。還是回歸到與原罪分離的比喻義。屈原《離騷》云:“鷙鳥之不群兮,自前世而固然。何方圜之能周兮,夫孰異道而相安”。不群即有別。形容的是人格高貴�！痘茨献印ふf林》云:“日月不并出,……猛獸不群,鷙鳥不雙”。不雙亦即有別。比喻的是形象威嚴�！峨x騷》、《淮南》,一在毛《傳》之前,一與毛《傳》同時,對于我們理解毛公作注的背景知識,應很有幫助。此外,還須說明的是,禮別異、樂和同,能夠有別,實際上也就隱含著守禮、堅持原則的意思。
由此再看《關雎》禽鳥起興,實際上是以雎鳩點明即將出場的君子。他體魄雄健,形象威武,頗有些矜持驕傲,卓而不群。這和以荇菜譬喻的淑女,正好形成一剛一柔的完美對比。為了更感性地理解這一點,我們可以援引《左傳》中子南(公孫楚)、子皙(公孫黑)爭婦的例子來作說明。子南、子皙同時相中徐吾氏家的美女,都想娶以為婦。二人都是貴族,得罪不起,徐吾氏只能請他們來家“秀”一番,讓美女自作決斷。子皙盛飾而人、布幣而出,走的是偶像派路線。子南則穿上戎裝,在徐吾氏家左左右右射了幾箭,然后跳上戰(zhàn)車,揚長而去,走的是實力派路線。結果,子南取得勝利,美女說:“子皙信美矣,抑子南夫也。夫夫婦婦,所謂順也”。欣賞的正是子南英武陽剛的丈夫之氣。
在儒家經(jīng)典中,鷙與別,孔武與守禮,是相輔相成的兩種德行。男子自出生之日起,就須灌輸以尚武精神,而集中體現(xiàn)尚武精神的射禮則會在其有生之年扮演極其重要的角色。無有勇力,難以行禮;徒逞勇力,斯謂亂人。能把勇力和禮義融合為一體,則不僅于社會為棟梁之才,于女性心目中亦為完美偶像。很顯然,《關雎》篇所要描述的君子正是這種人。在詩中,起興物是對稱的,以鷙而有別的雎鳩喻君子,以柔順綿軟的荇菜喻淑女;隱語也是對稱的,君子思慕淑女,在首章以雎鳩求魚暗示。在余章以河中采荇暗示;德行則是互襯的,以君子英武驕傲而又傾心以求凸顯淑女之可愛,以淑女近在眼前而又遙不可及反襯君子之矜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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