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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樓夢》在日本
《紅樓夢》在日本 摘 要:乾隆五十八年(1793 ) ,“南京船”運載《紅樓夢》 由長崎港進入日本,自此《紅樓夢》 開始了它在東瀛日本的生涯。在這兩個多世紀間,《 紅樓夢》在日本的流行情況如何?日本學者文人如何受容《紅樓夢》這部堪稱中華民族文化瑰寶的著作?日本紅學的發(fā)展情況如何?文章就明治前后、大正、昭和時期《紅樓夢》在日本的流行情況作了一番考察并對《紅樓夢》在日本的流傳情況作一簡單介紹。
關(guān)鍵詞: 《紅樓夢》 日本傳播 日本紅學
Abstract: Cao Xue-qin’s great work A Dream of Red Mansions was taken to Japan in 1793 by “The Ship of NanJing” through the port of Nagasaki. This paper offers an introduction to the spreading of A Dream of Red Mansions during the Meiji, Taisyo and Syowa periods.
Key words: A Dream of Red Mansions; acceptance and popularity; Redology in Japan
一、明治前的《紅樓夢》
寬政五年(1793年),即乾隆五十八年冬,《紅樓夢》由長崎港進入日本。當時在長崎廣泛從事商業(yè)貿(mào)易的村上家的一本名為“發(fā)貨賬本”[1]的古文書中,記載了該年11月3日從乍浦出航,12月9日進入長崎港的南京船(船主王開泰)帶來書籍目錄,其中有“紅樓夢 九部十八套”的記錄。該目錄中只有“紅樓夢”字樣,版本尚不明確。但從船的出航地和發(fā)行的部數(shù)來看,可推測該書是蘇州版的《繡像紅樓夢全傳》。嘉慶八年(1803年),引進的“唐本”及漢書目錄中,也有“繡像紅樓夢全傳 二部各四套”的記載,旁邊標注“右見用として唐方へ”的雙行注釋�！疤品健敝浮疤仆ㄊ隆�,用以稱呼當時的翻譯及隨船人員。當時在日本,想成為通事首先要以《三國演義》、《水滸傳》等白話長篇小說作為語言教材進行學習。剛開始,《紅樓夢》只被作為自習教材使用,“見用”就是“供閱讀使用”之意。同年的舶來書目中,還有“繡像紅樓夢 二部二套” [2]的記錄。日本紅學學者伊藤漱平認為該書是東觀閣在江南(南京)重新翻刻的本衙藏本。這部書同樣也有“見用として林甚八郎に相渡す”的注釋(林甚八郎是當時的唐通事。[3]這些舶來書目至今仍保留在日本長崎縣立圖書館、長崎縣立博物館、東京宮內(nèi)廳書陵部和內(nèi)閣文庫中。
關(guān)于明治以前《紅樓夢》在日本的流傳情況,文獻上的追溯顯得異常困難。唯一的文獻是幕府末期,日本文人畫家田能村竹田(1977-1835)的隨筆《屠赤瑣瑣錄》卷三“記述紅樓夢”中的關(guān)于“川(穿)堂”“影壁”兩種建筑構(gòu)造的敘述。
《紅樓夢》對明治前日本文學領(lǐng)域的影響,主要體現(xiàn)在曲亭馬琴的作品中。他的代表作《南總理見八犬傳》可以看到中國古典文學的影子�！栋巳畟鳌分屑婢呷�、義、禮、智、忠、信、孝、悌等封建道德的八犬士誕生的構(gòu)思,與《水滸傳》故事的開端有很多相同點。而每個義士出生時身上都有一顆靈珠的構(gòu)思也很可能是從《紅樓夢》中寶玉口含玉降生得到的啟示。日本學者細川晴子指出:《曲亭藏書目錄》(東洋文庫藏書本)中有“紅樓夢 四帙二十四卷”[4]的記錄。細川在她的《馬琴與紅樓夢》中指出:天保七年,曲亭馬琴為了寫人情小說《此花新書》從伊勢松阪的友人小津桂窗那里借得《紅樓夢》。天保十年,他構(gòu)思的另一部作品《宿世結(jié)彌生雛草》無論從時間還是從題名看,很明顯是得到神瑛侍者(賈寶玉)和絳珠草(林黛玉)投胎轉(zhuǎn)世姻緣說的啟示。曲亭馬琴在《朝夷巡島記》的書評《犬夷評判記》中以《紅樓夢》第一回五言絕句“滿紙荒唐言,一把辛酸淚。都言作者癡,誰解其中味”為畫贊;然而,也許他并沒理解曹雪芹所謂的“一把辛酸淚”的真正含義。
二、 明治維新后的《紅樓夢》
明治十年(1877年),東京外國語學校把《紅樓夢》定為語言教材。明治六年六月,該校教師花費數(shù)年時間為《紅樓夢》袖珍版一百二十回標注發(fā)音和注釋�！都t樓夢》的教材化,擴大了《紅樓夢》在日本的知名度。然而這一時期的漢學家們,大都重視對中國歷史、語言文字及詩詞曲賦的研究,《紅樓夢》不是作為小說被重視而僅僅只是語言教材�！都t樓夢》研究論文也為數(shù)不多。[5]
明治時期,日本出現(xiàn)了第一個紅迷——幕末前上州高崎藩藩主大河內(nèi)輝聲(號桂閣,1848—1882)。他與當時駐日公使何如璋、黃遵憲(當時的參贊,書記官)的筆談收錄在《筆話》一書中。
明治十一年九月六日,以“黃遵憲與日本友人筆談遺稿”[6]為題的筆談中,黃遵憲寫道:“《紅樓夢》乃開天辟地,從古到今第一部好小說,當與日月爭光,萬古不磨者,恨貴邦人不通中語,不能盡其妙也�！庇謱懙�:“論其文章,宜與左、國、史、漢并妙”對《紅樓夢》給予了極高的評價。黃遵憲的話,激起了大河內(nèi)輝聲對《紅樓夢》的興趣,他從清朝公使館員手中借到此書,不僅通讀完畢,還為其加訓斷句,請使館人員為其加注準備出版。但遺憾的是他35歲就去世了,出版之事也就不了了之。
另一個紅迷是依田朝宗(1823—1909)字百川,號學海。他對《紅樓夢》的興趣是受到大河內(nèi)輝聲的影響。明治十一年五月六日,學海被邀請到大河內(nèi)輝聲的桂林莊看牡丹,認識了當時的公使隨員沈文熒。兩人的談話激起了學海對《紅樓夢》的極大興趣。第二年二月份學海通讀了《紅樓夢》,并在日記上留下了“極盡世事人情當與我國的《源氏物語》相提并論”的字跡。明治三十九年四月雜志《心花》中載有他的《〈源氏物語〉與〈紅樓夢〉》[7]短篇評論文。該文指出兩部作品雖然時隔數(shù)百年,但在“人情”上卻有很多相似的地方。學海的藏書中有藤花榭刊本《紅樓夢》,抱甕軒刊本《續(xù)紅樓夢》,申報館聚珍版《紅樓夢補》等。
森泰二郎(號槐南,1863—1911),明治詩壇上與國分青崖并稱兩大漢詩人�；蹦蠌男】釔墼娫~、小說、戲曲,在東京外語學校就讀期間已通讀《紅樓夢》甲戍本,讀后還寫了《賀新涼》一詞。明治十一年六月和七月的《花月新志》中槐南發(fā)表了吟詠《紅樓夢》的七律詩各一首;十二年六月,在《新文詩》別集十號中,發(fā)表了《題紅樓夢后》的七律詩四首;二十五年四月,以《紅樓夢序詞》為題,譯出了第一回的《楔子》部分,并附上全書的內(nèi)容簡介,發(fā)表于《城南評論》中;同年十一月,又在《早稻田文學》發(fā)表了《紅樓夢評論》。他在遺著《作詩法講話》的“小說概要”一文中,對《紅樓夢》給予極高的評價,認為《紅樓夢》是中國文學史上前所未有的名著,并對其進行詳細論述。可以說森槐南是曹雪芹在日本的又一知音。
槐南死后,《紅樓夢》第一回試譯本出版。爾后島崎藤春在《女學雜志》發(fā)表了題為《紅樓夢一節(jié)——風月寶監(jiān)》(《紅樓夢》第十二回末一節(jié))的抄譯本。后來,北村透谷把它改編為小說《宿魂鏡》發(fā)表于明治二十六年一月的《國民之友》178號春期附錄�！都t樓夢》譯作的出現(xiàn)說明《紅樓夢》對日本文學領(lǐng)域的影響更加深入。[8]
明治二十九年十一月,笹川臨風在《江湖文學》的創(chuàng)刊號上發(fā)表了名為《金陵十二釵》的文章�！督鹆晔O》為《紅樓夢》一百二十回的概要,是明治三十年出版的《支那戲曲小說小史》的增補。
明治三十年代,宮崎來城(名繁吉,1871—1933)在《支那戲曲小說文鈔釋》(明治三十八年)中,引用了《紅樓夢》第六回中的大部分內(nèi)容,并加了譯注。他的《支那戲曲小說文鈔釋》是當時早稻田專門學校(后來的早稻田大學)的講義記錄。
長井金風(1868—1926)在雜志《文章講義》明治三十六年八月刊的《名文解剖漢文》欄目中對《紅樓夢》進行簡要介紹,對四十五回中薛寶釵探望林黛玉后,林黛玉所寫的《秋窗風雨夕》中的一節(jié)進行評釋,并對賈寶玉探病一章的原文進行講解。長井金風認為這些內(nèi)容與《源氏物語》中描述光源氏被流放一卷意境相似。
明治三十四年,《新聲》雜志十一月刊的《桂花集》發(fā)表了奧田梅皐(名恒次郎,1880-1945)的《論游仙窟與紅樓夢》。飯?zhí)锛烧J為“作為人情小說,兩者的結(jié)構(gòu)和文章有比較的價值”
明治四十年代, “京都支那學”創(chuàng)始人狩野直喜(號君山,1868-1947)的演講筆記《關(guān)于支那小說紅樓夢》刊載于明治四十二年正月的《大阪朝日新聞》(英文版刊載于明治四十一年《活人》雜志)。文中認定《紅樓夢》的作者是曹雪芹,內(nèi)容還包括這部著作的優(yōu)點、文學高度、語言的精煉性等等,并推測出《紅樓夢》的成書時間大致在雍正到乾隆中葉之間。狩野直喜被認為是當時 “真正讀懂《紅樓夢》的人”。
三、 大正時期的《紅樓夢》
大正時期,日本的《紅樓夢》研究基本上處于停滯狀態(tài)。然而這一時期的《紅樓夢》日譯本卻得到空前的發(fā)展,令人矚目。
首先是大正五年(1916年),岸春風樓翻譯的《新譯紅樓夢》上卷,東京文教社出版。該書翻譯了《紅樓夢》的前三十九回。大正十年至十一年(1921-1922年),幸田露伴、平岡龍城譯注本八十回《國譯紅樓夢》也在東京陸續(xù)出版。此書附有圖像十二幅,包括警幻、寶玉、黛玉、襲人、熙鳳、寶釵、湘云、晴雯、妙玉、李紋、李綺、芳官、尤三姐等人。此譯文分上中下三卷,底本是《原本紅樓夢》有正書局本。除了譯出前八十回,幸田露伴在下卷末以“補記”的形式附載了后四十回的梗概。(昭和四十年,河出書屋出版的富士正晴、故武部利男的抄譯本也模仿了這一做法)該譯文如今收錄在漢文名著日譯叢書《國譯漢文大成》中�！都t樓夢》前八十回日譯本的出現(xiàn)掀起了《紅樓夢》翻譯的第一個高潮。
大正五年,風俗繪卷圖畫刊行會重版了《紅樓夢圖詠》。此版由久保田米壘編,應(yīng)用了大塚巧藝社的精巧版畫技術(shù)。尺寸大小與原版一致,與水口久正版相比更能在視覺效果上把日本讀者引入《紅樓夢》的世界。
今關(guān)天彭(名壽磨,1882-1970)寫了仲振奎(紅豆邨樵)著《紅樓夢》的戲劇版《紅樓夢傳奇》的梗概。大正二年,森鷗外為其作序,是文與《西廂記》等一并收錄于《支那戲曲集》中。大正五年秋,日本印象派詩人木下杢太郎(本名太田正雄,1885-1945)觀看了梅蘭芳取材于《紅樓夢》的京劇演出后,對《紅樓夢》第二十七回中的“黛玉葬花”一幕進行巧妙的日譯。
四、 昭和時期的《紅樓夢》
昭和時期的日本也出現(xiàn)“紅迷”。大高巌(1905-1971)非常喜愛《紅樓夢》,昭和二年至七年在中國期間,陸續(xù)寫了一些關(guān)于《紅樓夢》的評論文章刊載于大連的《滿蒙》(中國文化協(xié)會機關(guān)志)雜志上。昭和三十七年,編寫了《紅樓夢研究》一書,該書限定油印出版五十冊,可以說是日本第一部《紅樓夢》研究的專著。大高巌去世后,他的遺稿集《紅迷——某中國文學者的青春》被出版。
昭和時期對《紅樓夢》研究起到極大推進作用的人物當數(shù)日本著名的紅學家松枝茂夫。1946年,他開始翻譯一百二十回本《紅樓夢》,于1951年全部譯完出版,成為《紅樓夢》的第一個日文全譯本。這個全譯本的前八十回是據(jù)“有正本”《紅樓夢》譯出,后四十回則是據(jù)上海亞東圖書館排印的“程乙本”譯出。是書先是由東京巖波書店作為巖波文庫本出版,其后改由講談社出版。20世紀70年代,松枝教授以俞平伯先生的《紅樓夢八十回校本》為底本,對他的全譯本作了較大的改譯工作,于1972年5月由巖波書店再度出版。新譯本不僅譯文面目煥然一新,而且裝幀也由原來的十四冊改為64開本十二冊。新譯本每冊十回,每回后有譯者注釋,第一冊后附有譯者《解說》。至1979年,是書已出第七版。此外,松枝教授還節(jié)譯過《紅樓夢》,于1955年由東京平凡社編入《世界名著全集》。稍后,他和增田涉、常石茂三人合譯《紅樓夢》,作為《奇書叢書》之一,由平凡社1970年出版精裝本。是書目前已絕版。松枝教授不僅是一位《紅樓夢》的翻譯家,而且還是《紅樓夢》的評論家,寫有多篇研究論文。他對《紅樓夢》的看法,集中反映在他的全譯本《解說》和《紅樓夢的文學》(載于《中國八大小說》1955年版)兩篇文章之中。
昭和時期出現(xiàn)了另一位著名的紅學家,伊藤漱平。伊藤教授1957年至1960年對《紅樓夢》進行全譯,是書分上、中、下三冊,由平凡社作為《中國古典文學全集》之第24卷、25卷、26卷分別出版。前八十回以庚辰本的影印本為底本,后四十回以俞平伯先生的《紅樓夢八十回校本》附載的程甲本為底本。1963年2月,平凡社再版了該譯本的改訂普及版。1967年至1970年間參照其他版本,重新進行改譯,并編入《中國古典文學大系》。伊藤漱平第三次改譯《紅樓夢》始于1996年秋天,并于1997年10月全部出齊。伊藤教授在日本漢學界,截至目前為止,是在紅學領(lǐng)域投入精力最多成果也最多的人。他自1954年10月發(fā)表第一篇紅學論文《曹沾與高鶚試論》之后,50年來幾乎從未間斷過對《紅樓夢》的研究和翻譯工作。據(jù)統(tǒng)計,伊藤漱平迄今已發(fā)表紅學文章近50篇,范圍所及,幾乎涉及到有關(guān)紅學的方方面面,但就總體來看,他所最為關(guān)注的,則主要是曹雪芹的家世生平、脂硯齋評語、《紅樓夢》的版本源流及成書過程、后四十回續(xù)書等方面。這些論文,不僅在數(shù)量上超過了其他日本的紅學家,即使是在質(zhì)量上也大都具有較高的學術(shù)水平。
另一位是中國老一輩作家都很熟悉的日本翻譯家飯塚朗,他也從事《紅樓夢》的翻譯工作。從1948年始他對《紅樓夢》進行翻譯并加入新的解釋內(nèi)容,在日本的《國際報紙》上連載;后來又以《私版紅樓夢》為題發(fā)行了單行本,翻譯底本采用人民文學出版社版的版本;1970年至1980年又以程乙本為底本重譯編入《世界文學全集》(集英社)。除上述幾種主要譯本處,還有陳德勝、立間詳介、富士正晴、武部利男、橋川時雄和金子二郎等人的譯本數(shù)種,有的已經(jīng)出版,有的尚未刊印。[9]《紅樓夢》日文譯本的大量出現(xiàn),使日本人民有機會看到《紅樓夢》的全貌,讓日本人民對18世紀中葉中國封建社會有了全面認識,從而對數(shù)千年的中華優(yōu)秀文化有所了解和認識。在這方面,日本翻譯家們起到了架設(shè)“橋梁”的作用,他們所做的大量工作令人敬佩。
昭和時期《紅樓夢》也得到日本學者的關(guān)注和熱愛。永井荷風(名壯吉,1879-1959)的作品《濹東綺談》在日本《朝日新聞》連載,其中提及林黛玉和她的《秋窗風雨夕》,永井荷風的這部代表作,讓更多日本讀者知道《紅樓夢》的存在。永井荷風還曾作俳句“杓薬やつくゑの上の紅樓夢”(「 自選荷風百句」夏之部)讓人聯(lián)想到史湘云醉眠芍藥裀(《紅樓夢》第六十二回)的情景。
日本的學者文人大多對紅樓夢持稱贊的態(tài)度,也有無數(shù)學者下定決心拜讀此書,更有學者為之瘋狂。但一部巨著的問世,我們總難免會聽到不同的聲音。在日本,《紅樓夢》同樣遭到某些學者的排斥,如小說家泉鏡花曾指責《紅樓夢》是一部淫猥的小說。
就這樣,《紅樓夢》在東瀛日本走過了兩個世紀。《紅樓夢》在日本雖然沒有像其他名著,特別是《三國演義》那樣成為日本家喻戶曉的中國古典小說的代表,但也有不少人為之傾倒,備受日本學者關(guān)注�！叭毡炯t學”的學術(shù)文章和譯作從數(shù)量上看一直都在國外紅學中占有領(lǐng)先地位。然而,20世紀進入80年代后,日本紅學[10]明顯處于冷寂狀態(tài)。也有紅樓愛好者借助網(wǎng)絡(luò)平臺,對《紅樓夢》和紅學,《紅樓夢》的譯作和學術(shù)論文進行介紹。紅樓夢愛好者平山孝的個人主頁中的“紅樓夢の雑談部屋”就留下了日本讀者對《紅樓夢》的理解和感言。這些主頁,讓我們直接了解日本尋常百姓的《紅樓夢》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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