尋找圖書館學的靈根

尋找圖書館學的靈根　　【內容提要】構成圖書館活動之中心的是組織在一定的“藏－用”運作結構中的圖書，它作為樞紐把圖書管理者、圖書借閱者、圖書撰著者在一定的時代文化背景下關聯(lián)起來。這里存在著若干組深刻而微妙的關系，“圖書館哲學”的問題即滲透在這種種關系中。以人生的結構把握既得藏書系統(tǒng)的結構，從而從藏書分類、編排的結構中透視活生生的人生和人的對象化世界的結構，這是圖書館哲學的慧眼所在。
【摘  要  題】理論探索
　　圖書館是一門切近實用的學問，就一門切近實用的學問談哲學難免被人譏為迂腐或空談。但圖書館學如果只是一門附庸于其它學問的學問，它便沒有其自立于學問之林的獨特依據。向終極處追問這個依據——亦即把這個依據問到不可再問處——則終不免會與哲學相遇。在圖書館學的路徑上問津的哲學是圖書館哲學。事實上，中國最早的可確證于史料的圖籍管理者——所謂“守藏室之史”——老子，同時即是一位尊“道”而貴“德”的哲學家，這本身便是對“圖書館哲學”最終可能成立的一個意味深長的預示。
　　　　1　作為一種圖書館信念或圖書館觀的“圖書館哲學”
　　一般來說，有法學就有法哲學，有政治學就有政治哲學，有歷史學就有歷史哲學，有教育學就有教育哲學，有倫理學就有倫理哲學，有文藝學就有藝術哲學（美學）……。圖書館學難以納入上述學科中的任何一門學科，由它的獨立的學科地位我們可以依照同樣的邏輯得出結論說：有圖書館學就有圖書館哲學。一如法哲學意味著一種法學觀，政治哲學意味著一種政治觀，歷史哲學意味著一種歷史觀，教育哲學意味著一種教育觀，倫理哲學意味著一種倫理觀，藝術哲學（美學）意味著一種藝術觀，圖書館哲學首先意味著一種圖書館觀。由這個“觀”就會產生一種信念；這“觀”和“信念”是一門學問的價值神經，有了它，致力于某一門學問的人才可能把對那門學問的研究視為自己生命的一部分，而那門學問也才可能對他顯現(xiàn)出某種有內在線索貫穿其中的總體輪廓。圖書館學長期以來沒有贏得與法學、政治學、歷史學、教育學、倫理學、文藝學等諸學科略可比肩的地位，不是由于圖書館學本身只是有“術”（操作技術）而無“學”而言，而是因為一種可稱為“圖書館觀”的東西尚未被業(yè)內的人們所自覺。不少人以為圖書館學并沒有多少“學”可言，他們或者只是滿足于圖書館工作在技術操作上的規(guī)范化，或者依傍其它學問而把它泛化到漫無邊際卻又沒有自身重心可言的地步。其實圖書館是有它的獨特的文化形象的，把這個形象予以定格、深化以至于升華，就可以獲得一種“觀”——這“觀”即是“圖書館觀”。有了圖書館觀，圖書館學才可能真正守住自己的“學”的重心而不至于妄自菲薄。
　　圖書館雖然以“館”相稱而可能由此留給人們某種靜態(tài)的機構或設備的印象，卻終是應當被理解為一種動態(tài)的文化事業(yè)，一種有著確定的價值取向的人文活動。人是有死的生命體，人又是不朽的精神的創(chuàng)造者。人的表現(xiàn)在物質方面的成就說到底是人的精神的對象化，不論怎樣的物質成果在時空中總有損毀的一天，但用文字表達的曾經滲透在物質成果中的那種精神卻可以借著圖書默默地保存下來——經由后代的人的喚醒它使它成為活的東西。人類的代代相傳是雙重的：一方面是文化遺傳，前代人的精神通過種種物質的媒介物但更多地是通過抄寫或印刷著文字符號的書籍流傳下來；一方面是生理學意義上的遺傳，前代人把人這個特殊生命族類的生理密碼傳給了后人，使后人有能力解讀那蘊藏在物質媒介和文字符號中的精神意趣。創(chuàng)造的機制在于創(chuàng)造者個人對既有族類文化諸多精神因子的選擇、汲取和超越，這就不僅需要這種或那種圖書，而且需要能夠更大程度地提供各種圖書而把盡可能多的藏書組織在一個既合理、有序、又有增容余地的結構中。與這個合理、有序、有相當大增容空間的藏書結構相應，必須有一個由策劃、維系、調整和開放此藏書結構的人們組成的管理人員結構，而藏書結構、管理人員結構必致造成一定的讀者——圖書借閱者——群體結構。這三種結構的和諧互動成全著人的精神創(chuàng)造、品操修養(yǎng)和情感陶冶，圖書館由此成為一種貫穿著人文神經的富有歷史創(chuàng)造感的事業(yè)。就此審視圖書館，可以獲得某種圖書館觀或圖書館信念，所謂圖書館哲學也便正可以從這里說起。
　　　　2　“圖書館哲學”的慧眼——從圖書結構中見人生
　　每一本書的后面都站著一個人，文字符號中寄寓著人的精神求索或心靈的傾訴。一本書或重于“知”的探索，或重于“意”的宣示，或重于“情”的發(fā)抒，但無論這本書的旨趣側重于哪一方面，書的作者卻總是備“知”、“情”、“意”于一身的人。任何一本書都難以窮盡作者在“知”“情”、“意”上的任何一個方面，更不用說窮盡作者的整個生命狀態(tài)了，然而集天下之圖書，卻可以從中看到人生的相對全面的情境。以人生的結構把握既得藏書的結構從而從藏書分類編排的結構中透視活生生的人生結構，這是圖書館哲學的慧眼所在。中國的學術自覺——認可學術的獨立價值——始于孔子，中國的教育自覺——認可教育的獨立價值——也始于孔子。與發(fā)生在孔子這里的學術自覺、教育自覺相應，中國圖書分類——由圖書分類而有對圖書結構的把握——的濫觴可追溯到孔子對“六經”的刪定�？鬃右簧�“述而不作，信而好古”，以古籍的整理、編次為能事。史傳他刪“詩”、“書”，定《禮》、《樂》，贊《周易》，修《春秋》，并就此而授其弟子以“六藝”之學。司馬遷在《史記·滑稽列傳》中引孔子的話說：“孔子曰：‘六藝于治一也，《禮》以節(jié)人，《樂》以發(fā)和，《書》以道事，《詩》以達意，《易》以神化，《春秋》以道義’�！薄肚f子·天下篇》也曾說：“《詩》以道志，《書》以道事，《禮》以道行，《樂》以道和，《易》以道陰陽，《春秋》以道名分�！睆倪@些說法可以看出“六藝”——后人稱其為“六經”——之分作為圖書分類的雛形，其結構與社會人生的有機構成大體相稱�？鬃铀�謂“六藝于治一也”，其“一”即人生之“一”、社會之“一”，換句話說，作為六類典籍、六種學問的“六藝”乃是應對于完整的人生、社會的六個方面或六種成分的。
　　在中國，嚴格意義上的圖書分類、編目是從漢代劉向、劉歆父子開始的。劉向校勘群籍，撰《別錄》一部，開目錄學之先河。其子劉歆承父未竟之業(yè)，撰成以圖書著錄及目錄編制為能事的《七略》一書�！镀呗浴烦�諸書總要性質的《輯略》外，尚有《六藝略》、《諸子略》、《詩賦略》、《兵書略》、《數術略》、《方技略》六部分，把當時所藏圖書分為“六藝”、“諸子”、“詩賦”、“兵書”、“數術”、“方技”六類。其實，后五種圖書只是“六藝”的延伸和補充：“詩賦”固然是“六藝”中的《詩》的延伸，“諸子”之書按《莊子·天下篇》的說法則過不是“六藝”之學“散于天下”后百家學人“多得一察焉以自好”的結果；“兵書”、“數術”、“方技”是對“六藝”的補充，其學略近于“諸子”。劉氏父子是崇尚儒學的，他們對圖書的分類、編目滲透著孔儒之教對人生的理解。對圖書結構的編制和對人生意義的理解的一致，表明芻形的中國圖書館學中在它的起點處就已經貫徹著一種獨特的芻形意味上的圖書館哲學。漢晉之際，鄭默、荀勖先后制《中經》、著《新薄》，分國家所藏圖書為四類：甲部為“六藝”及“小學”（文字、訓詁、音韻之學）類圖書，乙部為諸子及兵家、數術家之書，丙部為史書、皇覽薄及記載舊事、雜事之書，丁部為詩賦、圖贊類書籍及當時剛發(fā)掘出土的汲冢書。與劉歆的《七略》相比，荀勖的“四部”表現(xiàn)出這樣兩點變化：一是史書獨立出來另列一類，一是“兵家”、“數術”、“方技”方面的書與“諸子”合為一類。東晉之初，李充奉命�？痹俅螒�(zhàn)亂后的秘閣藏書，所編《晉元帝四部書目》以史書為乙部圖書，以荀勖《新薄》乙部所錄諸子及兵家、數術家、方技家之書為丙部，四部圖書仍以甲、乙、丙、丁編次，但后來以“經”、“史”、“子”、“集”相稱的四部分類的格局此時已大致確立。李充的《四部書目》又一次提高了史書的地位，但史書既然源于《春秋》，“經”對“史”的價值導向的被認可便是理所當然的事。從《七略》到《四部》，由分類、編目所確定的圖書結構發(fā)生了變化，這變化關涉到對人生意義的理解，隱然有一種可稱之為“圖書館哲學”的東西蘊含其中。
　　兩晉以降，“經”（甲）、“史”（乙）、“子”（丙）、“集”（�。┑乃牟糠诸悵u次被確認為正宗的圖書分類、編目方式。這期間，雖有南北朝時王儉的私人圖書編目《七志》、阮孝緒的私人圖書編目《七錄》出現(xiàn)，但都未能影響圖書以“經”、“史”、“子”、“集”分類、編目在往后歷代圖書管理結構中的正宗地位。中國傳統(tǒng)的圖書分類、編目方式一直持續(xù)到清末民初，直到1917年，中國圖書館學家沈祖榮、胡慶生提出第一個新型分類法《仿杜威十進分類法》，傳統(tǒng)的分類法才在此后逐漸被取代。1949年前，中國圖書館學家杜定友、王云五、皮高品、劉國鈞、何日章、袁涌進等編制的種種分類法，大都是對M·杜威十進分類法的仿制。1949年后出現(xiàn)的若干有代表性的圖書新分類法則以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為指導，有著極強的政治意識形態(tài)，也受到科學主義思潮的較大影響。這里特別強調的是：任何一種圖書分類、編目方式都意味著對管理中的圖書作結構性的規(guī)劃和組織，而任何一種被規(guī)劃和組織起來的圖書結構都隱含著某種對人生——因而對人的對象化世界——的自覺或不自覺的理解。這種對人生、對人的對象化世界的理解有著一個時代的哲學背景，它見之于規(guī)劃和組織起來的圖書結構和與之相應的管理結構因而見之于圖書館管理實踐或圖書館事業(yè)，即有所謂“圖書館哲學”的問題。
　　　　3　多重關系中的“圖書館哲學”思考
　　把圖書結構關聯(lián)于某種對人生和人的對象化世界的理解固然是領略圖書館哲學的慧眼所在，但作為一門獨立學問的圖書館學畢竟牽涉圖書館活動中的多重關系，因此，對圖書館哲學的思考也應進到諸多關系中去。構成這諸多關系的關系者是：組織在一定結構或有序系統(tǒng)中的圖書、圖書管理者、圖書借閱者、圖書撰著者及上述關系者發(fā)生關系的時代文化背景。這些關系者的相互關系可圖示如下：
　　附圖
　　在筆者看來，構成圖書活動的中心關系者是組織在一定結構中的圖書，它作為樞紐把圖書管理者、圖書借閱者、圖書撰著者在具體的時代文化背景下關聯(lián)起來。一部又一部的圖書誠然是由圖書撰著者寫成的，但對藏書的選擇和把諸多藏書組織在一個結構有序的系統(tǒng)中卻是圖書管理者所做的事。正像圖書撰著者的寫作不可能不受時代文化背景和既有的圖書觀念的制約一樣，圖書管理者選擇藏書和對藏書作分類編排以使其成為一個結構有序的系統(tǒng)也不能不受時代文化背景和既有圖書觀念的影響。圖書撰著者的撰寫當然會有自己的創(chuàng)新之處，這創(chuàng)新之處必然或多或少地影響圖書結構，不過，任何一部創(chuàng)新之作進入有序的藏書結構都必得經過負有圖書館藏書之責的圖書管理者。圖書管理者與圖書撰著者一般不發(fā)生直接關系（因此上圖中A、C之間僅以虛線相連），他們只是通過圖書才發(fā)生精神意義上的關系。當然，圖書館管理者通過圖書與之發(fā)生精神意義上的關系的圖書撰著者，有些是活著的人，有些則已經作古。圖書借閱者與圖書管理者有著直接的關系（如圖所示，A、B間有實線相連），這關系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借閱者與一個編排有序的圖書系統(tǒng)或圖書結構的關系。一方面，他須得從一個編排有序而又處在“藏－用”運作中的圖書系統(tǒng)中借取自己所要閱讀的圖書（如圖所示，實線由O指向B），一方面他又可能但并不必然把自己的閱讀需求反饋給與之發(fā)生關系的圖書系統(tǒng)或圖書結構而以求改進（如圖所示，虛線由B指向O）。此外，其著作被選擇并由此進入某一“藏－用”圖書系統(tǒng)的圖書撰著者（如圖所示，有實線由C指向O），有可能卻未必一定是該圖書系統(tǒng)中的圖書的借閱者（如圖所示，虛線由O指向C）——這當然是指那些在此期間活著的作者。如同圖書撰著者可能而又未必一定是關聯(lián)于某一圖書系統(tǒng)或圖書結構的圖書借閱者一樣，某一圖書系統(tǒng)或圖書結構的圖書借閱者有可能成為卻不必一定成為該圖書“藏－用”系統(tǒng)的圖書的撰著者，（如圖所示，B、C間僅連以虛線而相互指向對方）。這里存在若干組活生生的相互關系，整個圖書館活動或圖書館事業(yè)就運作在這些關系中，所謂“圖書館哲學”的問題也在這種關系中成其為“圖書館哲學”問題。
　　上文已經指出，任何一種組織有序而在“藏－用”運作中的圖書系統(tǒng)或圖書結構所以是這樣而不是那樣一種系統(tǒng)或結構，都蘊含著對人生——因而對人的對象化世界——的理解。這里要補充指出的是，既然這個組織有序而在“藏－用”運作中的圖書結構處在諸多關系的樞紐地位上，它便不可能不受到時代文化背景及圖書管理者、圖書借閱者、圖書撰著者的人生態(tài)度、世界識件、人文素養(yǎng)及“知”、“情”、“意”之需求的影響，諸多因素向著組織有序的“藏－用”有節(jié)的圖書運作結構的參與使蘊含于這結構中的對人生和人的對象化世界的理解處于微妙的動態(tài)中，它意味著“圖書館哲學”問題的復雜和深刻。
　　收稿日期：2003-03-25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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