試論明清家訓的發(fā)展及其教化實踐

試論明清家訓的發(fā)展及其教化實踐　【內(nèi)容提要】在中國傳統(tǒng)家訓發(fā)展史上，明清兩代是一個重要的時期，主要表現(xiàn)為：封建社會轉衰而家訓發(fā)展呈現(xiàn)空前繁榮，并在清代前期達到鼎盛；清代后期，雖然傳統(tǒng)家訓走衰落，但其中又交織著局部的開新、變革。明清家訓在其內(nèi)容和教化方式上都發(fā)生了顯著變化，這主要表現(xiàn)在貞節(jié)觀念的強化、社會風俗教化內(nèi)容增多、女子家訓大量增加、強化宗子教育、商賈家訓繁榮，重視個人風操和民族氣節(jié)教育、宗規(guī)族訓和家法懲戒的加強、性教育的出現(xiàn)等方面。
  明清時期，是中國封建社會自宋代以來繼續(xù)轉衰的時期，但在中國傳統(tǒng)家訓教化發(fā)展史上，卻出現(xiàn)了空前的繁榮，并在清代前期達到鼎盛，之后才逐步走向衰落。研究這一時期家訓的發(fā)展及其變革，對于了解我國封建社會后期的家庭教育，并借鑒其中的經(jīng)驗教訓為今天的家庭教育和道德建設服務，都是很有意義的。
　　　　一、明清時期家訓發(fā)展的歷程
　　明清時期，家訓的發(fā)展大致分為兩個階段：
　�。ㄒ唬┟鞒踔燎宕�前期：鼎盛時期
　　明清時期的家訓數(shù)量無法確切知道，但有些材料可以參照。有人統(tǒng)計，《中國叢書綜錄》所列“家訓”一類著作，公開印行的有117種，明清兩代占89部，其中明代28部，清代61部[1](P70)，清代的大多集中于鴉片戰(zhàn)爭之前。而且，我國典籍中流傳至今的家訓，也以明清兩代數(shù)量最多。另外，我們還可以從族譜的發(fā)展中得到佐證，因為族譜中大都附有本家族先人的族規(guī)族訓、家法家誡之類的家訓。據(jù)資料記載，直到宋代末年，族譜的編修尚不普遍，當時的學者歐陽守道說，現(xiàn)今“世家”，也少有族譜，雖是“大家”，但也“往往失其傳”[2]（《黃師董族譜序》）。而宋以后族譜的編修才日益普遍，尤其是明清直到民國，無論是大家貴族，還是平民百姓，族譜的修撰一直盛行不衰。所以我們可以肯定地說：明代和清代（前期）是中國家訓發(fā)展的鼎盛時期。
　　這一時期的家訓不僅體現(xiàn)在著作數(shù)量的增多，也體現(xiàn)在家訓內(nèi)容更加豐富，形式更加多樣，領域更為擴大。內(nèi)容上既有一般的家訓，也有專門訓誡商賈的家訓；作者既有帝王顯宦、學究宿儒，也有普通百姓；形式上既有長篇鴻作，也有箴言、歌訣、訓詞、銘文、碑刻；方式上既有循循善誘的說理激勵，也有家規(guī)族法的懲罰條文。
　　明代及清朝前期家訓獲得了很大的發(fā)展，對社會生活產(chǎn)生了更為深遠的影響，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首先，統(tǒng)治階級加強思想文化專制統(tǒng)治的需要。為了維護封建專制的政治制度，明清的統(tǒng)治者崇尚儒學，大力提倡程朱理學，并通過科舉制度招攬人才、箝制思想，加強思想文化上的專制。明王朝建立以后，朱元璋就將尊崇儒學定為基本國策，“以太牢祀先師孔子于國學”，下詔招納尊孔讀經(jīng)的知識分子參與國家治理[3]（《太祖本紀二》），規(guī)定科舉考試以《四書》出題，且只能以朱熹《四書章句集注》為標準。正如陳鼎在《東林列傳》中所說：我太祖高皇帝“一宗朱子之書，令學者非五經(jīng)孔孟之書不讀，非濂洛關閩之學不講。成祖文皇帝，益光而大之”[4]（卷二）。清代統(tǒng)治者對程朱之學更是推崇有加。清順治和康熙皇帝都曾頒布詔書，封朱熹后裔世襲翰林院五經(jīng)博士。康熙五十一年(1712)，特下圣旨將朱熹配享孔子�？滴踹�命人編輯《朱子全書》并親自作序，稱朱熹是“續(xù)千百年絕傳之學，開愚蒙而立億萬世一定之規(guī)……雖圣人復起，必不能逾此�！�
　　明清統(tǒng)治者之所以如此抬高程朱理學，主要是理學家“存天理，滅人欲”的說教和對封建綱常禮教的極力倡導，是維護封建統(tǒng)治的強大精神支柱，因而深得封建社會后期統(tǒng)治者的常識。封建統(tǒng)治者加強政治、經(jīng)濟和思想文化上的專制統(tǒng)治的需要，相應地要求作為“國”之縮影的“家”的統(tǒng)治者——封建家長也要加強對子弟家人的管束和教化，這在客觀上促進了家訓的發(fā)展。
　　其次，朝廷的大力倡導和身體力行。明朝直至清代前期家訓的空前繁榮，與封建皇帝的積極倡導和身體力行有很大的關系�；�于“為治之要，教化為先”[5]的治國理念，朱元璋極為重視社會風俗教化。他說：“孝弟之行，雖曰天性，豈不賴有教化哉。自圣賢之道明，誼辟英君莫不汲汲以厚人倫、敦行義為正風俗之首務。旌勸之典，賁于閭閻，下逮委巷�！盵3]（《孝義傳一》）《明史》的編撰者評價朱元璋“禮致耆儒，考禮定樂，昭揭經(jīng)義，尊崇正學，家恩勝國，澄清吏治，修人紀，崇風教”[3]（《太祖本記三》），這種評價應該不謬。朱元璋不僅樹立家訓教化成功的典型（下將論及），在全社會加以表彰，而且還親自編撰家訓訓誡皇室子弟。他即位的第二年，就將其制訂的制度、律令編為《祖訓錄》，供皇家子弟在國家治理中遵循。他還于洪武十一年(1378)撰寫了一篇《誡諸子書》，教訓皇室子孫。明成祖朱棣在為政之余，采輯圣賢格言，編為《圣學心法》，供皇子皇孫學習效法。
　　明仁孝文皇后親自撰寫的《內(nèi)訓》，是封建帝后撰寫的最為全面的一部家訓，在中國傳統(tǒng)家訓教化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屎蟮拇罅Τ珜В�也是明代女教發(fā)達、女訓讀物特別豐富的重要原因。
　　清順治皇帝也很注意官吏和民間的家庭教化。他甚至對那些優(yōu)秀官吏的父母予以獎掖，以表彰他們教子有方。如順治八年(1651)八月二十一日頒布圣旨（原件現(xiàn)藏徐州炎黃圣旨博物館）給時任戶部浙江清吏司主事王ｙīｎｇ＠①的父母，表揚他們“善積于身，詳開厥后，教子著義方之訓，傳家裕堂構之遺”，并給以賜官等形式的獎勵。康熙皇帝一生有皇子、公主50多人，作為一個在國家治理上很有建樹的君主，他在公務繁忙之余沒有放松對皇室子弟的教育。從他死后由其子雍正皇帝輯錄整理而成的《庭訓格言》這部皇室家訓來看，康熙皇帝對皇家子弟的確是“隨時示訓，遇事立言”，時刻注意進行教育。
　　第三，官僚士大夫的積極傳布。除了封建皇帝的倡導之外，飽受儒家思想浸潤的官僚士大夫的積極宣傳也是明清家訓繁榮的一個重要原因。在傳播家訓著作的官僚士大夫中，較為有影響的當數(shù)明代的儒士王相和清代的官吏陳宏謀、張師載。王相編輯的《女四書》，成為流傳甚廣的女教尤其是家庭女教讀本。陳宏謀曾任陜西、湖南、江蘇巡撫，兩廣、湖廣總督，官至東閣大學士。在地方做官期間，他不僅關注百姓生活，而且重視社會教化，其中突出的是編輯刊印社會教化著作。陳宏謀編印的社會教化讀物中，影響最大的是《五種遺規(guī)》。其中的《養(yǎng)正遺規(guī)》、《教女遺規(guī)》、《訓俗遺規(guī)》都輯錄有不少家訓著作，流傳甚廣。他還將朱柏廬的《朱子治家格言》（又稱《朱子家訓》大量印行，廣為傳布。他曾談及做這種事情的目的：教化之事，“不知者以為迂，而知者以此為根本功夫。我之本意，總望化得一人是一人耳”[6]（《寄四侄鐘杰書》）。
　　清雍正年間做過揚州知府等職的張師載認為，家庭教育是端正社會風氣的基礎。他將漢唐以來著名的“型家正俗之篇”編輯成冊，題名《課子隨筆》。這部書分上下兩卷，續(xù)編一卷，共收有84篇家訓、家規(guī)、信札。張師載在《課子隨筆·序》中強調(diào)：“風俗之厚薄，不惟其巨，其端恒起于一身一家�！痹摃�于乾隆年間出版后又多次刊印，在民間廣為流傳，影響甚大。除此之外，官僚士大夫編纂的影響較大的讀物還有清代張承燮的《女兒書輯》等書，其中也包含不少家訓篇目。這些官僚士大夫們的編輯、刊行，使得家訓著作在民間廣為傳布，從而進一步促進了家訓的發(fā)展。
　　第四，經(jīng)朝廷表彰的鄭氏家族及其家訓的影響，也是明清家訓繁榮的一個重要原因。浙江浦江的鄭氏家族，是一個一再受到封建統(tǒng)治者賞識的封建大家族，在宋、元、明史中均被列入孝義傳或孝友傳，然而極力對其進行培植、表彰，并將其樹為社會楷模的帝王是明太祖朱元璋。早在洪武初年，朱元璋就親自接見鄭氏八世孫鄭濂，問其治家長久之道，并欲賜官給鄭濂。當朱元璋看到鄭家的家訓《鄭氏規(guī)范》后，深有感慨地說：“人家有法守之，尚能長久，況國乎！”[7]（P230，《浙江浦江鄭氏家族考述》）此后，朱元璋對鄭家屢屢表彰：洪武十八年(1385)，稱贊鄭氏家族為“江南第一家”；洪武二十三年(1390)，親筆題寫“孝義家”三字賜之[7]（P212，《浦江“江南第一家”的人品意識》）；洪武二十六年(1393)，又聘請鄭氏家族的鄭濟為皇家的家庭教師，專門為太孫講授“家庭孝義雍睦之道”[7]（P230，《浙江浦江鄭氏家族考述》）。
　　經(jīng)明朝統(tǒng)治者樹立的這個典型，對明代家訓的空前繁榮起了重要的示范作用。這種影響之深遠，在后來的許多家訓和史書記載中都能反映出來。譬如，以其《許云ｃūｎ＠②貽謀》在家訓發(fā)展史上占有一席之地的明代官吏許相卿，在《家則序》談到《鄭氏規(guī)范》的影響時說：“作家則及觀浦江鄭氏家范，尤若廣而密，要而不遺，慮遠而防豫，吾則所未逮也。”序中囑咐子孫參考《鄭氏規(guī)范》修訂自己的家訓，作為治家處世、軌物范世的基本規(guī)范�！睹魇贰ば⒂褌鳌分幸灿涊d有不少慕鄭氏家風、以其家訓作為治家教子必讀書的事跡。
　�。ǘ�）清代后期：整體衰落與局部開新時期
　　鴉片戰(zhàn)爭的失敗，標志著中國開始淪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伴隨著中華封建帝國的日薄西山，發(fā)展了三千多年的傳統(tǒng)家訓也逐漸失去了昔日的輝煌，日趨衰落。但是，這個衰落的過程又不是一個一直下坡的過程，而是一個主體“滑坡”、部分“爬坡”的曲折過程。
　　鴉片戰(zhàn)爭失敗后，在清朝統(tǒng)治階級內(nèi)部產(chǎn)生了一批被稱為洋務派的新派官僚，曾國藩、左宗棠、李鴻章、張之洞等就是其中的主要代表。與食古不化的舊官僚相比，他們是一批能夠睜眼看世界的人。在辦洋務的過程中他們接受了西方資本主義的一些新思想、新觀念，對西方的教育制度、家庭模式有了一定的了解。這些新思想、新觀念不僅表現(xiàn)在他們從事的洋務活動中，而且表現(xiàn)在他們對子弟家人的教育指導上，從而為中國傳統(tǒng)家訓教化帶來一股“新風”。
　　洋務派所開創(chuàng)的家訓教化新局面，最鮮明的體現(xiàn)首先是在教育、培養(yǎng)子弟成材方面。與以前的家訓相比，他們在家教指導思想上發(fā)生的重要變化就是順應歷史潮流，形成了一種開明的教子意識；在治學、擇業(yè)方面的指導是強調(diào)讀書與世事歷練的結合，倡導經(jīng)世濟用之學。此外，在對子弟家人為學之道、處世哲學的傳授和養(yǎng)生健體教育方面，都為傳統(tǒng)家訓增加了新的符合時代精神的內(nèi)容。
　　這一時期洋務派家訓在教化形式、途徑上的一大變化是家書訓示，這是傳統(tǒng)家訓形式上的一個發(fā)展。以家書教誡子弟家人，雖然古已有之，但篇幅不多，內(nèi)容也不全面。洋務派代表們的家訓基本上采取家書的形式教家訓子，這主要與他們長期在外為官，軍務、政務繁忙有關。他們的家書雖然篇幅長短不一，但內(nèi)容卻極為豐富廣泛，涉及治學、修身、處世、政事直至保健、書法等諸多方面。需要特別指出的是，在這一時期，洋務派主要代表之一的曾國藩將中國傳統(tǒng)的仕宦家訓推向了峰顛。他既繼承中國優(yōu)良的家訓傳統(tǒng)，又不拘于古人，適應時代的變化，在家訓的內(nèi)容和教化方法上都有許多發(fā)展和創(chuàng)新。
　　此外，除了洋務派的局部開新之外，隨著資產(chǎn)階級維新運動的興起，維新派和革命黨人都對傳統(tǒng)家訓作了一定的批判和發(fā)展。
　　　　二、明清家訓內(nèi)容及教化實踐的特點
　　明清時期的家訓，與以前的家訓相比較，無論在教化內(nèi)容、途徑、方式方法上都有了許多重大的變化。歸納起來，至少包括以下十個方面：
　�。ㄒ唬┴懥矣^念的強化
　　宋元明清時代，貞操觀念呈現(xiàn)出日益強化的趨勢。北宋時，雖說理學家程頤提出了“餓死事極小，失節(jié)事極大”的主張，但由于理學尚未在整個社會占據(jù)統(tǒng)治地位，女子改嫁仍然是很普通的事情。到了南宋，朱熹極力宣揚貞烈觀念，認為“生為節(jié)婦，斯亦人倫之美事”[8]（卷三十六《答陳師中》）。隨著程朱理學被奉為儒學的正宗，理學有關片面約束婦女、反對婦女再適的觀點才逐漸在整個社會流行起來。到了明代，這種貞節(jié)觀念已經(jīng)為社會普遍認同。生活在明代宣德至弘治年間的陳獻章說：“今之誦言者咸曰：‘餓死事極小，失節(jié)事極大。’”[9]（卷一《書韓莊二節(jié)婦事》）而到了清代，程頤提倡的貞節(jié)觀更是婦孺皆知、深入人心。正如康乾時代的散文家方苞所說：“而‘餓死事小，失節(jié)事大’之言，則村農(nóng)市兒皆耳熟焉�！盵10]（卷四《巖鎮(zhèn)曹氏女婦貞烈傳序》）
　　明清時期，在貞操觀念和婚姻方面束縛、婦役婦女的禮教發(fā)展到了極端，無情地吞噬了千千萬萬婦女的青春和幸福。《明會典》載，洪武元年(1368)，朱元璋下詔：“民間寡婦，三十以前夫亡守制，五十以后不改節(jié)者，旌表門閭，除免本家差役�！边@種對貞節(jié)的獎勵，自然刺激了貞女烈婦的出現(xiàn)。明朝政府還有官員專門負責其事，對事跡昭著的，賜祠祀或樹牌坊加以表彰。明以前的史書中記載的貞女烈婦一共才兩百多人，而《明史》中“發(fā)現(xiàn)的節(jié)烈傳記，竟‘不下萬余人’”[11](P180-181)。即便如此，如《明史·烈女傳·序》所說“湮滅者尚不可勝記”，史書中只“存其什一”，由此可知明代統(tǒng)治者的倡導對婦女的戕害之烈�！睹魇贰肥乔迦司幮薜�，史官以這種筆調(diào)極力贊揚，也足以證明清朝統(tǒng)治者在這一問題上的政策和立場。這種對貞烈觀的宣揚，在明清家訓中多有反映。與封建貞操觀的加強相對立的另一方面也是值得提到的，那就是也有一些開明的家長，在其家訓著作中對寡婦改嫁表示了贊成或寬容的態(tài)度。如張履祥《訓子語》中就明確提出：“寡婦……再適可也。”[12]（卷四十八）《溫氏母訓》也說不必勸人守寡。蔣伊在《蔣氏家訓》中也告誡家人對年齡不太大的寡婦，應支持他們改嫁，親屬不得阻撓。
　�。ǘ�）社會風俗教化的內(nèi)容增多
　　與以前的家訓相比，明清時期家訓中有關社會風俗教化的內(nèi)容明顯增多，而這與明清皇帝的提倡有關，尤其是明太祖朱元璋和清朝康熙、雍正皇帝。
　　明洪武八年(1375)，朱元璋詔令天下設立社學，以求“教化行而風俗美”。為了加強社會教化，勸善誡惡，朱元璋早在執(zhí)政之初，就“資助了一場廣泛的善書出版運動”[13](P64)；洪武三十年(1397)九月，他還親自制訂、頒布了《教民六諭》（也稱《圣諭六言》）：“孝順父母，恭敬長上，和睦鄉(xiāng)里，教訓子孫，各安生理，毋作非為�！盵14]（卷255《太祖實錄》）朱元璋的六諭對當時社會風氣的轉變和家訓教化的內(nèi)容都產(chǎn)生了很大的影響，許多家訓作者都在自己訂立的家訓中要子弟家人恪守這六條“圣諭”。如高攀龍在《家訓》中說：“人失學不讀書者，但守太祖高皇帝圣諭六言……時時在心上轉一過，口中念一過，勝于誦經(jīng)，自然生長善根，消沉罪過�！盵15]（卷1292《高子遺書》姚舜牧在家訓中叮囑家人，“凡人要學好，不必他求”，只要遵守太祖的圣諭即可[16]（第976冊《藥言》）。當時許多家譜中所載的家訓都寫入了遵守“圣諭”的內(nèi)容。
　　清代順治、康熙和雍正皇帝等也十分重視正風俗、厚人倫的社會教化。順治皇帝于1625年重復朱元璋的“六諭”，在全國頒行《六諭臥碑文》，后又設立“鄉(xiāng)約”制度加以推行。順治還將大學士傅以浙編纂的《內(nèi)則衍義》御定頒行天下�？滴跫次缓螅�提出了“尚德緩刑，化民成俗”[17]（卷397）的社會教化方針。他在《六諭臥碑文》的基礎上親自擬訂了有關齊家治國的《圣諭十六條》，教育八旗子弟，并頒行全國。雍正即位之初，便對《圣諭十六條》逐條進行訓釋解說，名曰《圣諭廣訓》，于雍正二年(1724)二月頒行全國。雍正的訓釋使十六條更加周詳、顯明、易懂，以期“使群黎百姓家喻而戶曉也”。他要求在全國廣為宣傳，使政府官員、兵民人等體會先帝端正品德、重視民生的良苦用心，以達到“風俗醇厚，家室和平”的目的[15]（卷717《圣諭廣訓》）。雍正七年(1729)，他也詔令鄉(xiāng)村設立“鄉(xiāng)約”，通過鄉(xiāng)約宣講圣諭，做到人人皆知。
　　封建統(tǒng)治者對社會教化的重視，對當時和此后民間家訓的發(fā)展和社會教化產(chǎn)生了巨大的影響，明清兩代家訓中有關端正家風和社會風尚、倡導節(jié)儉、提倡薄葬、弘揚人道等內(nèi)容的日漸增多與此不無關系。
　�。ㄈ�）女子家訓大量增加
　　這是傳統(tǒng)家訓的一個新發(fā)展。這里說的女子家訓，既指專為女子撰寫的家訓，也指由女子撰寫的家訓。雖然早在漢代就出現(xiàn)了班昭《女誡》這樣的專門教訓女子的家訓著作，但此后針對女子的德育讀物并不太多，而以家訓形式出現(xiàn)的就更為少見。到了明清，由于朝廷的重視和提倡，加之宋明理學的影響，使得這一時期出現(xiàn)了不少女子撰寫的家訓。這種家訓不僅有皇家的、達官貴族的，也有民間普通百姓的。在帝王之家的家訓中，最有影響的是明仁孝文皇后的《內(nèi)訓》。這部家訓從進德修身、慎言謹行、勤勵節(jié)儉、睦親慈幼等方面系統(tǒng)地闡述了女子的德行問題，同時還提出了調(diào)整女子與父母、君主、舅姑、子女等關系的具體行為準則�！秲�(nèi)訓》不僅是皇室女性成員的教科書，而且對當時和后世的女教產(chǎn)生了較為深遠的影響，特別是儒士王相將其與《女誡》等女教讀物匯輯成《女四書》，更成為流傳甚廣的婦女教育讀本。
　　今天流傳下來的明代女子撰寫的家訓還有很多。比較有影響的如：官吏溫璜記錄整理的母訓《溫氏母訓》、李氏與丈夫袁參坡（由其子記錄整理）的《庭幃雜錄》、詩人徐媛和黃氏的訓子詩詞等。除了女子撰寫的家訓外，還有專門寫給女子的家訓，如清代陸圻專門作為嫁妝送給女兒的《新婦譜》和后來陳確、查琪兩人補作的《新婦譜補》、《補新婦譜》等。
　　（四）限制子弟不良行為的戒律增多
　　明清時期商品經(jīng)濟的發(fā)展，城市的繁榮，導致了人們交往的擴大，斗毆、賭博、酗酒、狎妓之風較之以前更為盛行。這在描寫世俗社會生活的《金瓶梅》以及大量的明清艷情小說、方志等書中都有反映或記載。如有著悠久歷史的狎妓陋習，明清時隨著城市發(fā)展與貧富對立的加劇，娼妓大量增加，遍及酒肆茶樓、飯館旅店乃至水運碼頭，以至于有人說是“娼妓多于良家”[18]（《王政附言疏》），不只是大中城市，即便小的集鎮(zhèn)也是“倡（娼）優(yōu)塞巷”[19]（《二十四橋風月》）。
　　鑒于這種世風，這一時期出現(xiàn)了大量的“戒書”，如明代＠③宏的《戒殺文》、曹鼐的《防淫篇》、孫念劬的《戒嗜酒文》，清代尤侗的《戒賭文》、姚廷杰的《戒淫錄》等。這些讀物力圖凈化世風，引導人們力戒惡習，避惡向善。與此相應，許多家長也都以家訓、家規(guī)、家法的形式對子弟進行嚴格的管束�？滴趸实邸锻ビ柛裱浴氛J為賭博與偷盜無異，應該嚴禁。高攀龍家訓中說：“于毋作非為內(nèi)，尤要痛戒嫖、賭、告狀，此三者不讀書人尤易犯，破家喪身尤速也。”[15]（卷1292《高子遺書》）龐尚鵬的《龐氏家訓》中的“嚴約束”有十六則之多，大抵是說不許沾染博奕、斗毆、好打官司等不良習慣，不許從事私販鹽鐵等違法行為。他怕子弟學壞，為防患于未然，甚至強行規(guī)定子孫不許到城市定居。
　�。ㄎ澹�強化宗子教育
　　宗子是宗族的正宗繼承人。宋明以來，隨著統(tǒng)治階級所提倡的宗法觀念的強化，家長對宗子的教育也愈加重視。例如許相卿指出，家庭的治理依賴于家長的品德和行為的公正，宗子作為家長的繼承人應“有君道”，“家聲自重，強學歷行，動必由禮，抗顏守則，以倡宗人�！盵16]（第974冊《許云ｃūｎ＠②貽謀》）對宗子的教育和修養(yǎng)提出了更為嚴格的要求。
　�。�六）“家庭民主生活會”制度的創(chuàng)設
　　明代以來，家訓教化中出現(xiàn)了一種新穎的家族聚談制度，這種制度非常類似于今天的“民主生活會”（姑且以此稱之），不少家訓都有類似的規(guī)定。最早創(chuàng)設這種制度的龐尚鵬在其《龐氏家訓》中對這種“家庭民主生活會”的舉行時間、內(nèi)容等作了具體的規(guī)定，提出了“德業(yè)相勸、過失相規(guī)”的明確宗旨。姚舜牧的《藥言》也規(guī)定了利用家庭聚會的形式進行維護“家聲”教育的具體做法。
　�。ㄆ撸�擇業(yè)觀念的變化與商賈家訓的繁榮
　　從整體上看，與宋代倡導仕途經(jīng)濟不同，明清時期的家訓對子弟的擇業(yè)指導發(fā)生了較為明顯的變化：一是不再單純地要求子弟習舉業(yè)，走仕途，而是實事求是，要求天性或資質不適合讀書求仕的子弟早擇一正當職業(yè)，自食其力；凡能夠自立的職業(yè)都可以選擇，農(nóng)桑、商賈乃至于書畫醫(yī)卜均可。二是提倡學習經(jīng)世濟用之學，這在清代家訓中尤為突出�？滴趸实墼�號召皇室子孫掌握一些技藝，認為“凡學一藝，必于自身有益”[20](P64)。他還要子孫學習一些先進的科學技術知識。洋務派更是主張子弟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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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班主任工作不僅是在班集體中全面貫徹黨的教育方針，落實學校的規(guī)章制度，實施素質教育，完成教學計劃，使學生在德、智、體、美等方面都得到全面發(fā)展；而且班主任是溝通學校、家庭、社會共同對學生進行教育的主要支點。作為一名在鄉(xiāng)小學任教的班主任，應做到以下幾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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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很欣賞一句話：教師的工作是托起明天的太陽。是啊，我們今天的一切工作，不就是為了每一個學生都能擁有一個輝煌的未來嗎？我們所做的一切，無非是為孩子未來的發(fā)展打下良好的基礎，使他們具備再發(fā)展所必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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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6月，我送走了又一批初中畢業(yè)生。回首三年來班主任工作，總結經(jīng)驗和教訓，對于我今后的工作會有一定的啟示和指導作用。

一、把競爭的機制引入倒班級管理中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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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的提出：

⒈學生《行為規(guī)范》的養(yǎng)成教育是學校德育的基礎工程，是現(xiàn)代教育的重要內(nèi)容。養(yǎng)成教育過程必定伴隨系列思想活動，而思想活動的過程又以一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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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載于《真源教育資源網(wǎng)》

    著名的教育改革家魏書生曾這樣說過：“班級像一個大家庭，同學們?nèi)缧值芙忝冒慊ハ嚓P心著、幫助著，互相鼓舞著、照顧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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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蘇省平潮高級中學 戴建萍

    班集體作為學生成長過程中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她是學生成長的搖藍。實踐證明，良好的班集體始終激勵著學生不斷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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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謂創(chuàng)造性個性品質主要是指具有創(chuàng)造的意向、創(chuàng)造的情感、創(chuàng)造的意志和創(chuàng)造的性格等獨特的心理品質。它包括自信、勇敢、獨立性強、有恒心、一絲不茍等良好的人格特征。如何在班級管理中培養(yǎng)學生創(chuàng)造性個性品質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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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學校管理中，班級管理是一個重要方面。班級管理包括學校領導對班級的管理和班主任對班級的管理，還包括學生參與管理。其中，主要是班主任對班級的管理。班級管理原則對于建立和發(fā)展班級集體，全面實現(xiàn)班級目標以及全面提高教育質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