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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國教育史學科發(fā)展的世紀回顧和斷想
外國教育史學科發(fā)展的世紀回顧和斷想 摘 要:外國教育史學科在我國已有近百年的歷史,曾經(jīng)歷兩次發(fā)展的高峰期,但近些年因種種原因步入低谷,危機四伏。因此,復興外國教育史學科成為外國教育史工作者的當務之急。
關鍵詞:外國教育史;世紀回碩與斷想
一、外國教育史學科發(fā)展百年回眸
眾所周知,我國的教育史學科分為中國教育史和外國教育史兩個既相互聯(lián)系又相互獨立的學科領域。就中國教育史而言,研究者認為由黃紹箕提出設想,后由柳詒微撰成的《中國教育史》是由我國學者編撰的第一本中國教育史著作,迄今已近百年,它標志著中國教育史學科的誕生。然而,外國教育史學科具體誕生于何年,其標志性著作是什么,尚無定論。一般認為,最早的外國教育史研究始于清末民初,創(chuàng)辦于1901年5月的我國最早的教育雜志《教育世界》,曾刊載了許多有關外國教育史的研究成果。我國最早的有關外國教育史的著作均譯自日本,如1904年由開明書店出版的《東西洋教育史》等。1914年由商務印書館出版,周煥文、韓定生合撰的《中外教育史》,雖體例較完備,但它不是專門的外國教育史著作。從現(xiàn)有資料看,中國學者最早編撰的外國教育史著作是商務印書館1921年出版的由姜琦撰寫的《西洋教育史大綱》,該書是根據(jù)作者在南京高等師范學校任教時的教本修訂而成的,全書約20余萬字。自古希臘教育一直寫到19世紀末20世紀初德法英美等西洋各國的教育。據(jù)姜琦在書中稱:在此之前,西洋教育史研究除了上文提到的《中外教育史》外,“絕無他著矣”。[1]據(jù)此我們可以認定姜著《西洋教育史大綱》是我國學者撰寫的第一本外國教育史著作。此后,多種外國教育史著作紛紛問世,由中國學者撰寫的有劉炳黎編《教育史大綱》(北新書局1931年發(fā)行)、瞿世英編《西洋教育思想史》(商務印書館1931年出版)、林漢達著《西洋教育史》(世界書局1933年印行)、蔣徑三著《西洋教育思想史》(商務印書館1934年版)、雷通群著《西洋教育通史》(商務印書館1934年版)、姜琦編著《現(xiàn)代西洋教育史》(商務印書館1935年版)、莊澤宣著《西洋教育制度的演進及其背景》(中華書局1938年出版)、王克仁著《西洋教育史》(中華書局1939年出版)等等;翻譯著作有格榮夫斯(F·Graves)著《中世教育史》(吳康譯,商務印書館1922年出版)、《近代教育史》(吳康譯,商務印書館1925年出版)、《近三世紀西洋大教育家》(莊澤宣譯,商務印書館1925年出版)、埃默森(M.I.Emerson)著《教育理想發(fā)達史》(鄭夢馴譯,商務印書館1924年出版)、賴斯納(E.H.Riesner)著《法德英美教育與建國》(崔載陽譯。民智書局1930年出版)、《近代西洋教育發(fā)達史》(陳明志、唐轂譯,商務印書館1934年出版)、庫柏萊(E.P.Cubberly)著《世界教育史綱》(詹文滸譯,世界書局1935年出版)、科爾(P.R.Cole)著《西洋教育思潮發(fā)達史》(于熙儉譯,商務印書館1935年出版)、邁耶(A.E.Meyer)著《近代歐洲教育家及其事業(yè)》(黃溥譯,世界書局1939年出版);另有譯自日文的著作多本。如《近代教育家及其理想》(中華書局1924年出版)、《歐美學校教育發(fā)達史》(商務印書館1934年出版),《日本教育史》(商務印書館1935年出版)等等。
從上述外國教育史著述的出版情況可以推知,我國教育史學科形成于20世紀初,20年代到1937年抗戰(zhàn)爆發(fā)前是外國教育史研究較活躍的時期,也可稱之為第一個高峰期。先是受日本的影響,繼而受美國的影響,雖然出版了一些由國人撰寫的著作,但其內容和體系均來自歐美,還談不上創(chuàng)建有中國特色的外國教育史學科。從著作的類別看,既有通史類著作,也有斷代史、專題史著作,研究對象限于德法英美日等資本主義發(fā)達國家�？谷諔�(zhàn)爭爆發(fā)后,第一個高峰隨之消退。
新中國成立后,一切“以俄為師”,外國教育史學科更是全盤蘇化。不僅從蘇引進了教育史著作和教材,如米丁斯基的《世界教育史》(生活、讀書、新知三聯(lián)書店1950年出版)和康斯坦丁諾夫的《世界教育史綱》(人民教育出版社1954年出版),更從蘇請來了教育史教師,培訓高校外國教育史學科的師資。這一時期外國教育史研究遵循唯物史觀,強化了學科的黨性原則和政治色彩,階級分析方法被普通采用�？陀^地說,唯物史觀引入外國教育史研究并作為指導思想和方法,為學科發(fā)展指明了方向,注入了活力。但由于“左”的干擾,并沒有達到預期的效果,況且“一邊倒”的政策也是違反教育發(fā)展規(guī)律的,因此而造成的惡果是學科發(fā)展的遲緩,學科研究難以越雷池一步。惟一的一本由我國學者編寫的《外國教育史》(曹孚編,人民教育出版社1962年出版),僅是蘇聯(lián)教育史教材的復制品。盡管曹孚先生本人學識淵博,學貫中西,但臨終也未能完成編撰我國自己的《外國教育史》教材的夙愿,只留下一份未來得及修訂的編寫提綱(初稿),從解放初期到“文革”前,雖然外國教育史學科建設也取得過一些成績,但總的研究水準和成果數(shù)量是不盡人意的,甚至不如二三十年代。“文革”十年,外國教育史學科更是備受摧殘。
外國教育史學科的復興是在1978年以后。1979年11月,全國教育史研究會在杭州成立,外國教育史學科開始恢復和重建。這一時期的重要任務是撥亂反正,消除“左”的影響。研究者不再拘泥于蘇聯(lián)版的教育史課本,西方的教育史研究成果開始引入。在此基礎上,學者開始探討建立具有中國特色的外國教育史學科體系。從20世紀80年代中期開始,一批試圖在內容和體例上有所突破的外國教育文教材紛紛問世,如王天一等人編寫的《外國教育史》上下冊,戴本博等主編的《外國教育史》上中下冊,吳式穎主編的《外國教育史簡編》等。這時期集大成之作是由滕大春主編的六卷本《外國教育通史》,它是由我國知名外國教育史專家學者集體編撰的一部學術巨著,在突破西方中心論、擺脫“左”的模式的影響、強調各國文化教育交流的意義、充分發(fā)揮外國教育史學科的功能等方面,均產(chǎn)生了較大影響。
除了通史類著作,各種專題史、斷代史、國別史著作以及資料匯編紛紛出版,較有影響的有《外國教育家評傳》、《西方教育思想史》(共有三個版本)、《美國教育史》、《日本教育史》、《英國教育史》、《外國古代教育史》、《外國近代教育史》、《外國現(xiàn)代教育史》、《外國學前教育史》、《外國幼兒教育史》、《外國教育史教學參考資料》、《世界教育名著通覽》、《外國教育發(fā)展史料選粹》等等,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一批外國教育史專業(yè)博士論文(專題史)的出版,代表了我國新一代青年學者的學術水平。如《近代歐洲對美國教育的影響》、《社會轉型與教育變革——美國進步主義教育運動研究》、《杜威教育思想引論》、《歐美國民教育理論探源》、《日本教育現(xiàn)代化的歷史基礎》、《日本近代職業(yè)教育發(fā)展研究》等等。據(jù)估計,1978—1996年的18年中,外國教育文書籍的出版和論文的發(fā)表,超過1949—1977年28年中的成果10倍以上,這得益于改革開放的春風。我們可以將1978年以后十多年時間看作是外國教育史學科研究的第二個高峰期。遺憾的是此次高峰期沒有延續(xù)多久,90年代以來,外國教育史研究已陷入全面危機之中。
將前后兩次高峰期進行比較,頗能說明一些問題。雖然從成果數(shù)量上看,八九十年代遠遠多于二三十年代,但大多數(shù)成果的水平并沒有明顯提高,標志性的成果不多。相反,重復勞動、急功近利的產(chǎn)品并非罕見。史料建設薄弱,翻譯工作遭冷落,二三十年代尚翻譯出版了一批國外教育史專著,而八九十年代只有屈指可數(shù)的幾本。外國教育文學科的內容和體系亦沒有重大突破。以唯物史觀指導教育史研究,這是二三十年代所沒有的,但效果如何,實難評判,真正有創(chuàng)見的成果不多。相反,片面化、機械化、生搬硬套的現(xiàn)象時有所見。學科研究的方法幾乎沒有變化,仍是沿用幾十年不變的傳統(tǒng)方法。其他學科的最新研究進展和成果,國外教育史學科的新變化,似乎與我們關系不大。從某種意義上說,八九十年代的第二次高峰期只是二三十年代第一次高峰期的復興。由于學科本身沒有多少變革和創(chuàng)新,經(jīng)過短暫的繁榮,不可避免地陷入危機和困境。世紀之交的今天、正是此次危機的關口。如何擺脫危機,使外國教育史學科走上健廢發(fā)展的道路,是歷史賦予我們這一代教育史研究者的神圣使命。
二、新世紀外國 外國教育史學科發(fā)展的世紀回顧和斷想教育史學科發(fā)展的斷想
我們要正視當前的危機,但更要對外國教育史學科的前景充滿信心。改革開放以來,我們已做了大量的工作,為新世紀外國教育史學科的發(fā)展奠定了必要的基礎。今后,我們應在以下幾方面做出努力。
(一)充分認識外國教育史學科的意義和功能
有一種觀點,認為教育史是“向后看”,與“教育要面向未來”是背道而馳的。這種割斷歷史的錯誤觀點是極為荒謬的�！肮艦榻裼�,洋為中用”、“鑒古知今”、“往事不忘,今日之師”、“以史為鑒,可知興替”、“讀史使人明智”,這些古今中外的格言和警句是對歷史學科的肯定。也是對教育史學科的肯定。只要人類存在教育,只要教育科學具有存在的價值,那么教育史的存在絕不是多余的。
研究教育史已有很長的歷史,一世紀古羅馬教育家昆體良在《雄辯術原理》一書中就包括了教育史的內容。但作為一門學科,教育史產(chǎn)生于19世紀中葉的歐洲,當時各國推行義務教育,“客觀上需要從過去的歷史中吸取經(jīng)驗作為指導”,[2]這說明教育史與生俱來就是為現(xiàn)實服務的。在19世紀末的美國,教育史又獲益于這種理論,即“教師應該至少知道其本國學校制度的發(fā)展,并以此作為他們專業(yè)素養(yǎng)的一部分”,[3]教育史因此被納入師范院校的課程中。1905年,美國教育史奠基人孟祿(P.Monroe)撰成《教育史教科書》,力圖通過教育史“破除教育工作者把興奮點僅僅放在近前的教育實踐的狹隘性,從而使他們能從歷史長河中領略教育的意義、本質、目標和過程�！盵4]美國教育家杜威更是將教育史看作是教育科學的實驗室,予以高度重視。他強調教育科學中一些長期性和根本性的課題,實驗室是無能為力的,若借助歷史探索卻能得出結論。巴茨(P.F.Butts)在《教育文化史》一書中說:“研究教育史,就其本身而言,是不能解決目前的實際問題的;但它使我們更為聰明地解決目前的實際問題�！斑@是因為研究教育史可以幫助我們看出目前的重要問題是什么,這些重要問題是怎樣出現(xiàn)的,過去曾怎樣解決的,過去解決的辦法能否用來解決目前的問題�！盵5]
毫不夸張地說,今天我們面臨的重大教育問題,幾乎都無法與教育史截然分開。舉例來說,我國當前提倡的素質教育理論決非空穴來風,它實際上與二干多年來人們所追求的和諧發(fā)展和全面發(fā)展教育是一脈相承的。翻開教育史著作,我們可以找出和諧發(fā)展和全面發(fā)展教育思想的線索。該理論最早由古希臘思想家提出,后由人文主義教育家繼承和發(fā)揚,再由歐文奠定理論基礎,最終由馬克思發(fā)揚光大。再如,關于傳授知識和發(fā)展能力的關系問題,幾百年前就開始了形式教育和實質教育的爭論,洛克、赫爾巴特、斯賓塞答大思想家、教育家都曾參與這場爭論,爭論雙方各執(zhí)一端,難有定論。其實,我們在當前的教育現(xiàn)實中也會遇到類似的問題,究竟兩者孰輕孰重,孰先孰后,孰優(yōu)孰劣,孰對孰錯,完全可以從教育史中尋找答案。
我們的近鄰日本對教育史的重視程度遠遠超過了我國。日本學者認為,教育史能夠直接為教育決策和教育改革服務。在他們看來,不重視歷史研究,只著眼于現(xiàn)狀,無異于本末倒置。因此日本許多研究教育的學者都通曉西洋教育史。日本教育史學會有2000多會員,遍及大中小學,其中近一半人專門從事教育史的研究和教學工作。教育史學會的會員數(shù)大大多于比較教育學會。不少人專門致力于研究盧梭、裴斯泰洛齊、杜威,甚至陶行知也成為日本學者研究的熱門人物。
教育史學科的意義是毋庸贅言的。
(二)繼承已有成果,不斷創(chuàng)新,不斷完善外國教育史學科老一輩學者在外國教育史領域進行了不懈的努力,做了許多開拓性的工作,為我們繼續(xù)研究汀下了基礎。新一代的外國教育史學者應沿著他們的足跡,繼續(xù)探索,不斷創(chuàng)新。
創(chuàng)新,是新世紀外國教育史學科建設的關鍵,惟有創(chuàng)新,外國教育史學科才能擺脫當前的危機,走上健康發(fā)展的道路。創(chuàng)新絕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我們做大量扎實的工作。首先,我們要大力加強史料建設。研究歷史,離不開史料;研究外國教育史,同樣離不開史料。多年來,史料建設一直是我國外國教育史研究的薄弱環(huán)節(jié),它也是制約外國教育史學科發(fā)展的障礙之一。解決了史料問題,外國教育史研究才可能生存發(fā)展。其次,由于外國教育史學科的特殊性,需要直接引入國外已有的研究成果,必要的拿來主義是不可避免的。戰(zhàn)后歐美教育史研究異�；钴S,除了傳統(tǒng)教育史學,還有以克雷明(L.Cremin)為代表的“相互作用論”的教育史觀,以卡次(M.Katz)為代表的激進派教育史思潮�？上麄兊拇碜髦两駴]有中譯本,甚至一些優(yōu)秀的傳統(tǒng)教育史學著作,如巴茨的《教育文化史》、鮑文(J.Bowen)的《西洋教育史》也沒有喚起我們翻譯的興趣。再次,我們要借鑒國外教育史研究的新方法,改變傳統(tǒng)定性的描述方法。二戰(zhàn)以來,教育史跨學科研究、比較研究、系統(tǒng)論與教育史的結合,對傳統(tǒng)方法產(chǎn)生了根本變革,但我們過去在研究中很少吸收和借用�？傊�,盡管當代國外教育史研究異彩紛呈,方法更新,成果倍出,但我們仍固守傳統(tǒng)的模式和方法,只有個別學者吸收了部分成果。沒有新資料,沒有新方法,固步自封,數(shù)十年甚至百年不變,外國教育史學科不陷入危機才怪呢?
(三)加強國際交流與合作,實現(xiàn)外國教育史研究的本土化
外國教育史學科發(fā)展遲緩的一個重要原因是缺乏國際交流。近年來我國教育史界很少舉辦國際性的研討會,我們的學者也很少有機會赴國外參加國際性的教育文學術會議,我們幾乎處在一種與世隔絕的狀態(tài)。我們不知道當前國外教育史學者的研究動向,不知道國際教育史研究的最新發(fā)展。1982年,滕大春先生在《華東師大學報》發(fā)表了《戰(zhàn)后美國教育史上的流派和論戰(zhàn)》一文,近20年后,我們對國外教育史發(fā)展的了解仍停留在原來的水平,我們幾乎沒有獲取任何新的信息。美國教育史界20世紀80年代、90年代有什么新變化,我們茫然不知。其他國家的進展,我們所知更少。根本原因是我們太閉塞、交流太少。同樣是研究外國教育,比較教育學在國際交流上做了更多的努力,幾乎每次會議均邀請國際學者參加,赴國外研修的學者也大大多于教育史界。外國教育史學科要擺脫目前的困境,重振旗鼓,必須首先打開國際交流的大門。
當然,學習外國,要立足中國,學習外國的目的是為我所用,中國特色的外國教育史學科要以中國為中心,其研究的內容要根據(jù)中國的需要有所偏重、取舍,為中國當代教育發(fā)展和改革服務�！艾F(xiàn)實性”、“洋為中用”應是我們堅持不懈的追求。千萬不可一味追求西方的學術標準和指標,盲目模仿,失去我們自己的特色�！跋冉梃b、繼超越”,[6]是值得到充分肯定的策略。外國教育史雖然是研究外國的東西,但最終目標是既要國際化,又要本土化。
(四)建立重點研究基地,鞏固外國教育史研究的學術陣地
外國教育史學界以往已有很成功的合作經(jīng)歷,如《外國教育通史》、《外國教育家評傳》以及即將出版的《外國教育思想通史》,均是全國教育文學者合作研究的成果。這種合作研究能夠彌補外國教育史學科力量的不足,發(fā)揮學術帶頭人的優(yōu)勢,共同提高學術水平,但這種合作做得還遠遠不夠。從歷史上看,我們已形成了幾個頗具特色的外國教育史研究的學術陣地。如北師大、華東師大、河北大學、杭州大學、華中師大、東北師大,其中河北大學、北師大已先后獨立培養(yǎng)出十余名外國教育史專業(yè)的博士,取得了寶貴的經(jīng)驗,今后仍需重點扶持和鞏固這些已有陣地。在市場經(jīng)濟大潮的沖擊下,試圖網(wǎng)羅更多的人加入外國教育史 外國教育史學科發(fā)展的世紀回顧和斷想研究隊伍是不易的。在人員較少的情況下,我們更應提倡合作研究、學術交流、資源共享,避免或減少不必要的重復勞動,集中人力物力做一些基礎性的工作,以發(fā)揮最大效益。研究外國教育史光靠英語是不夠的,我們要注意吸收通曉其他語種的學者加入我們的隊伍。
由于種種原因,迄今我國教育史學科沒有自己公開發(fā)行的學術刊物,這是教育史界的悲哀,泱泱大國,五千年的文明,儒家文化發(fā)源地,竟沒有自己的教育史刊物。我們已經(jīng)邁入新千年,教育史雜志的公開發(fā)行莫非還要等上一千年嗎?
(五)加強外國教育文學科與其他學科的合作
外國教育史學科發(fā)展遲緩的一個重要原因是存在嚴重的自我封閉現(xiàn)象,今后應加大與其他學科的聯(lián)系和合作,借鑒其他學科的新方法。
過去中國教育史和外國教育史雖屬同一學會,但兩門學科的交流極少,研究呈各自獨立的局面,這在某種程度上阻礙了外國教育史學科的發(fā)展,如果我們能在中外教育史的結合上找出更多的研究課題,將會大大擴展外國教育史學科的研究范圍,提高人們對外國教育史功能的認識。其實在歐美,教育史是不被分為本國教育史和外國教育史兩個學科的。教育史家既通外國,也通本國,兩者結合,才能相得益彰。一方面我們要加強中外教育史學者的溝通合作,另一方面我們要培養(yǎng)既能研究外國教育史,又能研究中國教育史的通才。
外國教育史學科還應加強和比較教育學科的合作,這兩門學科原就是姊妹學科,許多學者既是教育史家又是比較教育學家,中外部有這樣的大家。美國有的高校將教育史、比較教育和教育哲學三門學科組成一個學域,是很值得我們參考的。改革開放以來,我國比較教育研究及學科建設成績喜人,比較教育學者在國際交流、擴大學科領域、探索研究方法上,都取得了較成功的經(jīng)驗,值得我們借鑒和學習。
外國教育史研究還要注意與歷史學科的合作。教育史既是教育科學的分支學科,也是歷史學的分支學科。二戰(zhàn)以來、西方史學發(fā)生了重大轉折,如從傳統(tǒng)的描述性歷史轉向分析性歷史,從靠個人在文獻故紙堆中爬梳資料的手工作業(yè)方式改為引用自然科學研究的計量分析方法;新的史學流派如分析史學、比較史學、計量史學、心理史學、年鑒學派紛紛登臺。文學研究的內容大大擴充了,史學研究的方法呈多樣化趨勢,這些都值得教育史學科借鑒,實際上有的史學方法已經(jīng)被國外教育史學者所借用,如歷史比較研究法和歷史系統(tǒng)研究方法等等,并出現(xiàn)了一批重要的成果。
作為歷史學科的一部分,教育史相對來說還是一門新的學科,它“是一門正在發(fā)展而不是已經(jīng)完成的研究領域�！盵3]“21世紀我國外國教育史學科振興的重任,責無旁貸地落在了我們中青年一代學者的肩上。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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