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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祖貽：學外文不計成本行嗎？
杜祖貽：學外文不計成本行嗎？ 杜祖貽，1936年生于香港，祖籍福建同安。香港中文大學醫(yī)學院講座教授，美國密西根大學研究院講座教授。 曾就讀香港培英中學、金文泰中學，1959年畢業(yè)于香港中文大學聯(lián)合書院社會科學系。1963年在美國華盛頓大學取得文學碩士學位，1967年在美國南伊利諾大學取得博士學位。 記者：中國與國際社會的關系越密切，對普及外語的要求越高，對外語教學的要求也越高，這是一個順理成章的邏輯。聽說在這個問題上你有一些新的看法？ 杜祖貽：是的。要達成現(xiàn)代化，要深求進步，必須與國際接軌。要接軌就必須投入大量時間和精力去學習外文；如此，教育要有相應的措施，要騰出大量時間和投入大量資源去加強外語教學�，F(xiàn)在的趨勢看來有點手足無措，在中小學階段不斷增加外語課程，到了中學和大學，則倡用外文課本，用外語去教學，研究生院更要向英美看齊，讓研究生用英文撰寫論文，一些大學的教師也非用英文著書及在國外刊物上發(fā)表不為功。以至于中文成為次要語文，成了舍本求末。 記者：一些國際地位較高的發(fā)達國家不是這樣嗎？ 杜祖貽：這個問題有人做過調(diào)查，由于西方國家，特別是英、美、加、澳等英語語系的國家，學生用于語文學習的時間和精力僅為中國學生的一小半。因為他們的母語本身就是今日的國際學術語言，對他們來說，英文以外的語文知識并非是必須的。他們學外語，一般是選一門與英語可互通的西方語言（如法文、德文、西班牙文），學它三年便算。而中國學生學習中國語文的負擔已經(jīng)不輕，學習外語的時數(shù)又十分龐大。以香港為例，一個學生從小學到中學上英文課的時數(shù)約為2400小時，再加上用英文去學習其他學科的時數(shù)，以及下課后自習英文的時數(shù)，用于學英文的時數(shù)可達六七千小時。這與西方學生用于學習外文不超過1000小時比較，每名學生須多消耗5000多小時的光陰去搏取一門外文的起碼能力，這無疑是極大的消耗。 記者：中國人苦學英文的值與不值，可從一些成功人士身上找到實證。如我國最高科技獎獲得者王選，就是上大學時下決心苦讀英文、靠外語優(yōu)勢及早獲得信息，從而搶占制高點的。 杜祖貽：王先生在大學時用功，使英文成為科研工具，這是值得的，不過也付出時間上的代價，可是比起香港的學生，損耗還不大。試想愛因斯坦當年在瑞士專利局公余的有限時間中，還要戰(zhàn)戰(zhàn)兢兢地用英文寫報告的話，他那5篇用德文寫的劃時代的物理論文就不可能及時面世。如果我們的大學生、研究生以至大學教授，能省去一部分學習外文的時間用于深入的科研、縝密的思考和直接的寫作，他們的成就會較今日的表現(xiàn)更為可觀。西方兒童不必用太多時間學習外語，因此，他們除了一般的學習和訓練之外，還有時間去學習烹飪、衛(wèi)生、急救、水電、駕駛、木石、建造、修理等，即使他們花費了3000小時于消閑游玩，仍然比中國學生多出3000小時的學習時間。當前的情況是一種弱者追趕前者并自動向強者讓步幾千個學時的畸形學術和教育的競賽。 學習外文既是求進步的先決條件而非學不可，同時又造成了時間和精力的極大消耗。在這種情況下，我們究竟該如何正確解決學術語言問題？這個問題不解決，若干年后中國將會被融入以西方為主宰的文化和語言體系中，進而還會導致全民對本土文化自信的消減。印度二戰(zhàn)后雖取得獨立，但這個語言復雜的國家不得不以英語為國語，其語文課程成為教育的重負，教育的成效打了很大的折扣，文教科技也因此無法與西語系統(tǒng)的國家相比。反之日本百余年來面對西方的文化擴張的優(yōu)勢，一方面不斷汲取他人之長，同時又積極建造對本土的文化自信，如教材與技術是外來的，但要保證東京大學的畢業(yè)資格必須優(yōu)于他國名校；科研情報是外來的，但書籍期刊都是日文印行的，結果這個島國不但稱雄東亞，還可傲視國際。 記者：從國情出發(fā)，中國人該怎樣學外文？你認為怎樣分配時間精力才是科學的合理的？ 杜祖貽：我認為至少需要考慮這樣幾個方面：第一，國家投入力量支持教育科研機構進行改良外語教學的科學實證研究，如用腦神經(jīng)生理試驗去研究驗證母語和外語的學習效果，在教材、人力、時間和資源上，謀取最佳的效益。 第二，不必讓數(shù)億人都成為外文專家，學而無用，便是浪費。一般人如能專心學習約1000小時，熟悉基本外文詞匯語句，便足夠應付日常生活之需。全國人口只要能訓練20％精通中西語文的人才，對科研、外交、政治、工商、貿(mào)易、旅游等事業(yè)，就可應付裕如。教育部門應設計不同外語課程，大學可按涉外專科、半涉外學科及全涉外專科而適當分類。 第三，外文教材應以準確及實用為原則，不必限于語文，也可采自歷史、科學、哲學、社會、經(jīng)濟等不同來源，使學生在學習語文的同時學到西方文化的精華。 第四，教育部門應設立最合理而明確的國際化與文化本位并重的學術標準。優(yōu)秀的科研成果，不管是中文英文圖表，都應享有同等的承認。 第五，應迅速發(fā)展中外文翻譯工作，從速設立高效率的翻譯館，有系統(tǒng)地將來自世界各地的最新的精尖知識和訊息，以最快的時間和最準確的文字譯成中文，廣為刊布，提高民智。 此外，還應采取措施，發(fā)揚中國語文的科研功能，使優(yōu)秀的中文論著同外文論著在世界上具有同等的學術地位。 (光明日報記者 夏欣 《光明日報》2002-08-06教科文衛(wè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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