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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和小說
歷史和小說 閱讀羅素的《怎樣閱讀和理解歷史》 ① ,有感生焉。
羅素說:“有大型的歷史學,也有小型的歷史學;兩者各有其價值,但它們的價值不同。大型的歷史學幫助我們理解世界是怎樣發(fā)展成現(xiàn)在的樣子的;小型的歷史學則使我們認識有趣的男人們和女人們,推進我們有關人性的知識�！彼拇笮托⌒椭f,可以理解為宏觀史學和微觀史學,宏觀史學讓我們了解人類存在之前和之后的種種變化,例如大自然的演變、人類社會的生成和發(fā)展,其政治、經濟、軍事、宗教、文化等等的狀況;微觀史學則讓我們了解歷史中活動著的具體的人,從王公貴族到普通百姓,從國事活動到日常生活�？傊�,歷史是人類活動的痕跡,有文字或其它的方式加以記載,是真實的,也是客觀的。他又說:“然而光是閱讀偉大的歷史學家的東西是不夠的;許多重要的東西,許多令人高興和愉悅的的東西,是只有隨意閱讀傳記和回憶錄才能發(fā)現(xiàn)的�！彼囊馑际�:歷史不一定是枯燥乏味的,偉大的歷史學家的著作常常是意趣盎然的,例如希羅多德、修昔底德、布魯塔克和吉本。但是,這還不夠,一些專業(yè)的歷史學著作之外的著作往往給予我們意外的驚喜,這類著作他提到了傳記和回憶錄。引起我注意的是,他沒有提到老百姓喜聞樂見的歷史小說。歷史小說最能展示“有趣的男人們和女人們”的風采,最能“使人高興和愉悅”,可是羅素居然沒有提,是他忘了嗎?還是在談到歷史的時候根本就不應該提歷史小說?也就是說,歷史小說根本就不能提供歷史知識,或者說,歷史小說的功能就不是提供歷史知識。我相信羅素不是忘了歷史小說,而是認為,歷史就是歷史,小說就是小說,歷史不必追求小說的效果,小說也不必追求歷史的真實。
羅素是一個英國人,他不可能沒有讀過瓦爾特·司各特的書。眾所周知,司各特是英國有史以來最有名的歷史小說家,他通過小說向英國以及英國以外的讀者講述了從中世紀到近代資產階級革命時期的英格蘭和蘇格蘭的歷史,創(chuàng)造了一大批在那個時代活動的男人和女人。丹麥批評家勃蘭兌斯說:“這位作家的作品曾經統(tǒng)治過十九世紀二十和三十年代的書籍市場,他的影響曾經在歐洲各國風靡一時……” ② 19世紀的人是從司各特的小說中學習歷史的。但是,他們學到的歷史是真實的嗎?他在法國的模仿者雨果說:“司各特把歷史所具有的偉大燦爛,小說所具有的趣味和編年史所具有的那種精確性結合了起來�！� ③ 可是,雨果的同胞泰納卻說:“我們從瓦爾特·司各特那兒學到了歷史,然而這是歷史嗎?所有那些遙遠的時代的圖畫都是不真實的。只有服裝、景色、外表是真實的;行為,言談,情感,一切別的東西都是文明化了的,被潤色了的,用現(xiàn)代的裝束安排的�！� ④ 一個近代的英國批評家叫做赫伯特·格里爾森的,說的合乎情理:“他的小說不去冒充歷史,事實上他對史實和日期都極隨便,它們是小說家和詩人所描繪的在某某時期事情可能如何發(fā)生的圖像,因此它們和歷史大不相同之處在于它們令人信服地造成我們對過去某時生活畫面的錯覺。” ⑤ 這句話的關鍵在于“錯覺”二字:我們對過去某時的生活畫面的認識是錯誤的,但是我們信以為真,這就是小說的作用,或曰功能。夏多布里昂這樣評價司各特:“我覺得他似乎建立了一種不倫不類的體裁;他敗壞了小說和歷史;小說家動筆寫歷史小說,歷史學家寫小說化的歷史�！� ⑥ 盡管司各特是一位偉大的歷史小說家,我還是認為夏多布里昂對他的評價是正確的。這個評價在勃蘭兌斯那里得到了證實:“在歲月的悄然流逝之中,通過發(fā)人深省的時間的考驗,他現(xiàn)在已經成為一個只能受到十三四歲的孩子們歡迎的、每一個成年人都曾經讀過但是沒有一個成年人再會去閱讀的作家了” ⑦ 。這是勃蘭兌斯在19世紀末說的話。歐洲的讀者已經認識到,通過司各特的小說學習歷史只能是讀者不成熟的表現(xiàn),或者是由于廣大民眾文化水準不高而只能通過聽故事的方式來接觸歷史。類似的情況還發(fā)生在司各特在法國的另一個模仿者身上,那就是大仲馬。大仲馬的遺體在2002年被移入先賢祠,可以說是備極哀榮,今天他的小說雖然還擁有眾多的讀者,可是人們已經不認為他講的故事與歷史有什么關系了。如果在19世紀司各特和大仲馬的存在是必要的話,那么20世紀以后,還把歷史小說當作傳播和普及歷史知識的渠道,那就不合時宜了。羅素生于1872年,死于1970年,顯然已經過了通過小說學習歷史的時代,他所以在談歷史的時候不 提及歷史小說,是再自然不過的事。
亞里士多德在《詩學》中說:“顯而易見,詩人的職責不在于描寫已發(fā)生的事,而在于描寫可能發(fā)生的事,即按照可然律或必然律可能發(fā)生的事。歷史家與詩人的差別不在于一用散文,一用‘韻文’;希羅多德的著作可以改寫為‘韻文’,但仍是一種歷史,有沒有韻律都是一樣;兩者的差別在于一敘述已發(fā)生的事,一敘述可能發(fā)生的事。因此,寫詩這種活動比寫歷史更富有哲學意味,更被嚴肅的對待;因為詩所描述的事帶有普遍性,歷史則敘述個別的事�！� ⑧ 亞里士多德說的“詩”通于小說,乃是指一切文學創(chuàng)作。如果我們還承認這個2300多年前的論斷是正確的,我們就不會在今天對歷史小說發(fā)表那么多的歧見。我認為亞里士多德的論斷還是正確的,歷經2300多年的歲月的磨蝕,其光芒仍未嘗稍減。當然,在我們今天看來,寫詩(包括一切文學創(chuàng)作活動)和寫歷史同樣具有“哲學意味”,同樣“被嚴肅的對待”,詩人和歷史學家只有功能的不同,并無高下的區(qū)別。除此之外,我贊同亞里士多德的論斷。
歷史小說,指的是以歷史為題材的小說,就是說,仍然是小說,而不是歷史,因此,如何評價一部歷史小說,要看小說寫得怎么樣,要看它故事講得怎么樣,人物塑造得怎么樣,等等,歷史不過是提供了一個背景而已。當然,這個背景要不差大格方好,否則就不叫歷史小說了。作家寫歷史小說,實際上仍在“敘述可能發(fā)生的事”,想象虛構乃是題中應有之義。所以,“解讀歷史真相”、“追求歷史真實的藝術再現(xiàn)”、“歷史科學與小說藝術的有機結合”、“還歷史或歷史人物以本來面目”等等,不能成為歷史小說追求的目標,也不能成為評價歷史小說的標準。所謂“敬畏歷史,尊重歷史”不過是作家的宣言而已,而“敬畏”、“尊重”的結果可能束縛了想象力的翅膀。歷史小說的標準只有一個,那就是小說的標準。故事講得好,人物塑造得好,環(huán)境描寫得好,氛圍營造得好,小說就算寫得好,至于典章制度、風俗習慣之類,是次要的,附屬的,允許有疏漏,甚至錯誤。常常聽到一種聲音,說是要“還某某以歷史本來面目”,例如說要“還曹操以歷史本來面目”,要讓人們“看到一個作為杰出的人物、英雄人物、真男兒、大手筆的曹操的有血有肉的藝術形象”。這倒是一個絕好的歷史和小說不能結合的例證。歷史上的曹操和小說中的曹操,是兩個人,一個是歷史人物,一個是藝術形象,歷史人物是客觀存在,而藝術形象是作家和讀者的長期創(chuàng)造。今天,在一個成熟的讀者的頭腦中,《三國演義》中的曹操決不會等同于《三國志》中的曹操。當然,今天的作家可以塑造另一個曹操,例如紅臉的曹操,如果成功的話,那也只不過是在文學的畫廊中增加了一個形象而已,并不會取代那個久已存在的白臉的曹操。如果這位作家比照《三國志》,亦步亦趨,以史料豐富準確自居,那我可以保證,這個紅臉的曹操必不會成功。總之,歷史小說是文學,不是歷史。
年鑒學派的第三代領軍人物雅克·勒高夫說:“歷史傳記是歷史研究最困難的方式之一�！�20世紀中期,在年鑒學派發(fā)起的運動中,除了一些引人注目的例外,傳記史學出現(xiàn)了一段空白。歷史學家們或多或少地把此類史學著作讓他們同一領域里的老對手——小說家們去寫了。” ⑨ 可見,小說家與歷史學家之間的競爭由來已久,而小說家們多少都抱有與歷史學家們一爭高低的野心:既寫出一部人人爭閱的小說,又要不悖歷史,寫出歷史的真實。但是,小說家的作品鮮有不被歷史學家指為歪曲歷史甚至篡改歷史的。何以故?此無它,蓋因歷史和小說是
兩個東西。歷史是真實的,客觀的,而小說 是虛構的,主觀的,使它們分離的東西遠遠大于使它們相交的東西。成熟的讀者洞悉其中的奧秘,他要了解歷史的真實,就不會去找歷史小說,因為小說中的歷史不會得到他的信任;他要享受閱讀小說的樂趣,就不去理會小說中的歷史,因為小說的生動才能滿足他想象的快樂。有人以為,歷史本是一種枯燥的東西,若要向人們普及歷史知識,采取人們喜聞樂見的小說是一種很好的途徑,于是小說就擔負了雙重的任務,既生動有趣,又嚴肅認真;既收想象虛構的效果,又得真實客觀的實惠。但是,甘蔗沒有兩頭甜,拆了東墻補不了西墻,其結果是歷史小說既滿足不了真正渴望了解歷史的讀者的需要,又在品味小說的樂趣的讀者頭腦中造成了混亂,使之對歷史的真?zhèn)螁适Я伺袛嗟哪芰?“以史育人”的初衷落了空。其實,對于渴望了解歷史的人來說,史學著作并不枯燥;對于普通讀者來說,讀一本歷史傳記,也并不是一件令人頭痛的事,例如勒高夫就寫過一本《圣路易》,譯成中文有900多頁。全書幾乎沒有對話,僅此一點,就增強了我的信任感,相信他的圣路易是真實的。
我想,大部分歷史小說的寫作者都如魯迅所說:“借古事的軀殼,來激發(fā)現(xiàn)代之所憎恨與愛�！迸c其在歷史與小說的結合上爭論不休,諸如史實占多少,虛構占多少之類,不如洞悉問題的癥結,一刀下去,斬斷歷史和小說之間的人為的聯(lián)系,即便是藕斷絲連,也比拉郎配好。反之,不能結合的強使之合,結果只能是兩敗俱傷,歷史講不好,小說也寫不好。書總是要有人讀的,培養(yǎng)成熟的讀者是批評的任務之一。如果我們的讀者都能認識到,小說是虛構的,想象的,不是實有其事的,就不會要求小說要“忠于歷史”了,小說也不會“冒充歷史”了。總之,歷史小說要當作小說來看。
注釋
①此文載于廣西師大出版社出版的羅素著《論歷史》一書,2001年版。
②見勃蘭兌斯著《十九世紀文學主流·英國的自然主義》,人民文學出版社,1984年版,第150頁。③轉引自《司各特研究·前言》,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1982年版。
④見《司各特研究》,第64頁。⑤見《司各特研究》,第143頁。
⑥見夏多布里昂著《墓后回憶錄》,花城出版社, 2003年版,上卷,第404頁。
⑦見勃蘭兌斯著《十九世紀歐洲文學主流·英國的自然主義》,第151頁。
⑧見亞里士多德著《詩學》,人民文學出版社,1982年版,第28—29頁。
⑨見雅克·勒高大著《圣路易》,商務印書館,2002年版,第11—1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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